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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威尔）
前言
- 总体介绍
- 袁世凯之谜
- 梦想共和国
- 掌权的独裁者
- 日本因素
- 二十一条
- “二十一条”的起源
- 君主制拥护者的图谋
- 君主制图谋
- 君主制运动遭到抵制
- 梦想帝国
- 第三次革命
- 第三次革命（续）
- 新政权—1916年到1917年
- 跟现实冲突的共和国
- 中国与战争
- 最后的问题
| i. | ： | I-2 | I-3 | |||
| ii. | 第II组 | ： | II-1 | II-2 | II-3 | II-4 |
| iii. | 第III组 | ： | III-1 | III-2 | III-3 | |
| iv. | 第IV组 | ： | IV-1 | IV-2 | IV-3 | IV-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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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 By B. L. Putnam Weale |
中国为共和而抗争 作者：帕特南∙威尔 |
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 1877-1930）是一位英国作家，用笔名“B. L. Putnam Weale”（有时简称“Putnam Weale”）记述中国。他的父亲是克莱尔∙伦诺克斯∙辛普森，自1861年起一直供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有一个哥哥名叫伊夫林，一名在中国工作的采矿工程师，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埃斯梅。他在布莱顿学院接受了教育，毕业后也加入了中国海关；经历了中国的义和团暴乱以及围困外国公使馆；此后成为英国远征军的随团翻译员（他会讲5种语言）。
伦诺克斯∙辛普森于1901年离开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可能是与1900年围困外国公使馆之后的大肆抢掠有关联。一位历史学家说他“时常在条约口岸打短工，撰写评论，寻求报社工作，创作小说……1911-1914年在北平担任《每日电讯》记者。” 之后他留在中国，开始大量创作关于中国和远东的作品。他写于1914年的小说《永恒的公主》是迄今最早提及上海黄浦公园的那块无从查考的标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自1916年起，辛普森进入中国总统办公室的政治部门工作。有位研究人员的记录讲“从1916年9月到1917年6月期间，他为中国政府撰写了至少38份关于外交事务的报告。其中许多…放在黎元洪总统的案头”。他在中国的新闻行业生涯包括在《北平领导者》作编辑，以及在远东时报集团担任主席。
到1930年，伦诺克斯∙辛普森已经深度卷入中国的内部政治，代表阎锡山接管天津海关。他后来被杀，部分人认为是一场暗杀事件。对此很难得出明确结论，因为凶手一直未被捕获或确认。
Translated from / 翻译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tram_Lenox_Simpson
Preface │ 前言
这卷书讲述学者或休闲读者想要了解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所有内容。足够详尽地展示起作用的新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认识到将今天的思想阶层与数年前的人们分隔开来的巨大鸿沟；与此同时，它足够精炼，不会让读者面对太多的事实真相而应接不暇。
可能需要特别注意一点——中国和日本的文献展现出不同类型的东方思维之间的鲜明对比。因此在“黑龙会备忘录”（第七章）中，我们非常清晰明朗地剖析日本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已经过锻炼，能够用现代西方思维来思考问题，但仍然充满神权意识，与二十世纪尖锐冲突。杨度（第八章）的小册子发起了苦命的君主制，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袁世凯的戏剧性死亡，在其中我们看到没落腐朽的中国人心态，对于内政和外事问题都表现得幼稚虚伪，这种心态在左右未来的外交。在梁启超——最杰出的当代学者——写作的反对帝制复辟的抗议书（第十章）中，我们看得见一个中国人胸怀崭新的自由中国；虽然他完全不懂外语，却表现出对政治的绝妙把握，预示着中国必将再次迎来伟大的时代。在描述君主事件情节的其它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的思路，以及北平和各省之间互送的电报，攸关最高的外交利益。这些文件最终证明，虽然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切实际、更简练，但哪种思维更有成效是毋庸置疑。
除了这些讨论以外，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让人洞见中国，特别是对当今中国极度无知的外国人，这种无知是灾难性的，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从未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同样地显著对其无知。以书卷这种新颖的方式分组罗列的全部材料应该让人们相信，有五亿人口的远东注定要在后现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新型的现代精神正在那里进化发展。在作者看来，考虑到其所拥有的几乎无限的人力资源，共和中国的影响最终必然会散播到世界各地。
在附录中可以找到所有的重要文件，囊括从1911年到1917年的讲述期间。本书作者希望将自己的感怀记录在《北平公报》的专栏中，《北平公报》是一份由陈友仁先生精心编辑的报纸，陈友仁先生是一位纯正血统的中国人，在英联邦出生并接受教育，为自由和正义而不懈奋斗并最终获胜，让成千上万的人亲历共和国的诞生，否则他们都不会相信共和。
Putnam Weale. Peking, June, 1917.
帕特南∙威尔 / 1917年6月于北平
1-11. General Introduction │ 总体介绍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爆发的革命，功成于满族王朝1912年2月12日退位之时，虽然被称道非常成功，但在现实层面却很有些不同。随着共和国宣布成立，专制统治的虚构的确是消失了；不过传统仍然留存着，充分强大的实质上的帝王机制击败了名义上的胜利者，直到袁世凯过世。
驱逐满族人的运动是一项古老的运动，满族人在1644年从气数已尽的明王朝手中夺取了龙王座。历史学家对各种阴谋诡计的主题不得而知，这些阴谋诡计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孵化，不可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完好的记录，此外在谣言漫天的国家本就难以明确简单的事实。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名声在外的哥老会最终亡于低级别会员的煽动暗杀和成员骚乱，哥老会是一个秘密社团，总部在偏远的四川，由明朝的最后追随者创立，从被驱逐出北平的那天开始，在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游击战，徒劳地冀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新拾获遗产。我们至少肯定地知道一件事情：十九世纪初试图在北平街头刺杀嘉庆皇帝是一个秘密社团暗中策划，嘎然终结了皇帝在臣民中巡游的怡人惯例，巡游惯例由满族大帝康熙和乾隆开创并一直遵循，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促进了民众对外族府院的忠诚。
从那一天开始，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没有皇帝从紫禁城的深墙后面冒险出去，除了在冬至时节祭拜天神之类的简短年度仪式，以及两次“外逃”：第一次在1860年，北平被英法远征军占领，满朝文武仓促逃往热河的宫殿避难；再一次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被平定，国际救援联军到来，皇室被迫沿着石板路逃向遥远的西安。
这种幽闭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曾经强势如刀剑的满族统治很快就被削弱，以至于皇帝成了任凭大臣摆布的懒王。
[附注：由于对满族话题存在很多误解，因此解释说明很有帮助。
满族人属于蒙古或都兰族群，人数最多500万。在1911年的革命时期，他们的分布大致如下：北平及其周边地区大约有200万人；在中国各地的兵营中大约有50万，或者可能是75万；在满洲本部——满族人的本土——大约有200万或250万。战斗部队以这种方式组成：在1644年北平落入他们的手中时——满族人运用策略计谋加上中国人自身内部的纷争，全部武装力量重组为八旗或军团，每个兵团都由三个民族分支组成（1）纯正的满族人（2）协助征战的蒙古人（3）投靠满族征服者的北方汉人。这八支旗军，每支由一名“铁帽”王子指挥，代表王座的权威，总部设在北平，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各省中心都驻扎有少量军队。这些驻军到18世纪末期已经毫无价值，只具有仪式和象征意义，所有的战斗都是由必要时特别组建的汉人军团冲锋陷阵。]
因此十九世纪的历史就符合逻辑地成为后续崩溃的历史。不仅是外国人凭借舰炮公然打开帝国的门户而强行入境，而且本土的叛乱也是连绵不绝。除了多次轻微的骚乱之外，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教徒叛乱，此外还有持续十年之久的灾难惨重的太平天国叛乱——差不多总共杀戳了难以置信的一亿人口。被内战撕裂的帝国向外国人交出了许多重要的帝王君权，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政策，为其最终崩溃铺平了道路。
专制威权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存续？答案如此奇特，我们必须明确而详尽。
简单的事实是，在每次被外族征服之后（例如十三世纪被蒙古人征服和十七世纪被满族人征服）及占领期间，中国不仅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专制威权，而且除了最稀疏和低效的征税及在城市周边提供简单的治安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政府治理，人们只是各行其事，或听命于官职人员以求相安无事。任何怀疑这些陈述的人都不清楚某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中国社会集群体制的法则和基础，在这个国家的乡村中生活必须耐心研究这些事实，才能得到相应的赏识。直白地讲，专制威权只是忽必烈时代的一个神话，当时他骄傲地修建了汗八里（马可波罗笔下的帝都坎巴陆、现代北平城的远祖），城中布满了他的军队，不过这些军队很快就消失了，如同冬天里的雪花。一幅精心制作的伪装、一项刻意造作的虚假策略，从那时候以来为皇帝诏书平添一份从未真正拥有的威严；十九世纪主权的沦丧又催生了新的传说，传说在京城住着一位令人生畏的首领潘贾德姆，他无所不能，百姓和官员都臣服于他。
实际上，帝王的官邸辞令从来就不过是一条政治宗教概念，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被诠释成为社会经济法令。帝王通告被称为诏书，周期性地以布道的形式发布，是政府的固定程序；通告的意图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用来灌输和强化国家理念，即皇帝是国家的大祭司，遵从鼎盛时期的道德不仅能确保普天下的幸福，还有助于成就国家的伟大，自孔孟之道盛行以来的2,500年，这些道德被所有的哲学家反复念叨。
因此帝王的官邸是天堂而不是凡间，说理而非武力是日常生活中最有效力的争论之道。在十八世纪发生的那场耶稣会信徒和多米尼加传教士之间的巨大争议中，康熙大帝所作的惊异答复（对外国人来说是惊异的）绝对是正确的，康熙的答复阻绝了中国接受罗马天主教义的可能，教皇拒绝认可该答复——崇拜祖先的习俗是政治而非宗教活动，皇权之下的中国政治只不过是一套国家控制体系，籍由灌输对祖先的顺服来实现。满族人从十六世纪末（当时他们只是一个满洲小国，觊觎龙王宝座而不顾一切地对中国长城发起攻击）以来劳心费力的付出——仿效有高调宗教头衔的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和蒙古的稍低位的高僧，有力地证明除拥有王位之外还需要威严气派来巩固统治地位，帝王的统治地位源于军阀混战，同时又易于坍塌——如同蒙古统治只因一场宫廷政变就土崩瓦解，除非有一片灵验的道德头衔以某种方式胜出。
即使在进入北平城以后，满族的军事征服也不是像历史学家记述的那样完全彻底。满族人口太少，即使加上蒙古人和汉人援军，充其量也只能击败明朝军队，攻克占领中国的主要城市。稍有学问的人都知道满族人的管理方式，虽然统治着中国，但他们必须与汉人一起来治理国家，施行的体制受到双方控制，从京城的朝廷和各大部门开始，一直到各省区的主要城市，但完全彻底地止步在城市；在为数众多的乡村县镇，由来已久的自治管理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生活一如既往。精心设计的科考制度为那些被朝廷录用的赶考成功者保留了辉煌的官方荣誉，不仅调和了中国社会，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乐意支持新王朝的群体；于是一向是晋升之门的文字宝典不仅变成政府的一件工具，而且事实上成为外族统治的牌匾。因为得到了人身和财产安全，家中女性得到详尽的投降条款的保护，不会被入侵者征入后宫，所以中国民众欢迎一个稳固的政府——在经历明朝末期撕裂国家的可怕动乱之后——就不足为奇。[附注：这最有意思的一点——汉族妇女不会被强迫与满族通婚——很少被历史学家注意到，虽然它从社会学方面充分证明了满族的征服并非完全彻底。如果是绝对的征服，那么汉族人不可能有机会以投降为条件来保护他们的女性。]
外国人在1860年以武力攻占北平并签订「天津条约」后到达中国，主要是他们促成了当前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关于满族专制威权的错误传言；在这之中，外国的外交官起了很重要的助推作用，他们抵达的这座京城弥漫着欧洲专制威权的传统。于是帝王被罩上一层威严的外套，虽然除了礼仪象征的意义，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这份威严（可能主要是因为朝廷完全退出了视野，并且在与外国的交往中非常傲慢无礼），关于帝王的威猛强大的概念在国外传播，让人想起十八世纪在印度发财的欧洲人谈到印度的大人物时表现出的畏惧。中国官员很快发现，抵御这股强大压力的最简单的防御手段就是借助君王的威严假象，他们饰演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欧洲人直到1900年还普遍认为除了绝对的专制独裁，中国不可能奢望其它形式的政府。从表面上看，圣旨享有俄国沙皇法令的威严，欧洲人于是乎对此作出最适合他们自身的冒险野心的诠释，而完全不采用传达中国文明的消极属性的词句；事实上从接受治外法权的那一刻起，帝国是不可侵犯和绝对正确的神话就被打破，中国政府根本就不再是政府；虽然如此，奇闻仍然在以某种形式传播，政权的无能为力被转述为有效的统治因素，因为距离遥远遮蔽了实情。
要详尽地解释中国久远的人生哲学，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需要一卷与其自身同样庞大的书册；不过只需要说明某些基本的要素就足以支撑我们的议题。古老的中国人如此痴迷于他们的博大精深，以至于如果没有于他们而言的超自然力量，即蒸汽机、电报、装甲战舰等，他们的日常生活绝不会起波澜。他们顺其自然，同时又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明白强弩穿越广袤空间后力量会急剧减弱，当抵达目标的时候，已经变得虚弱无力；正因为力量已经微不足道，也就为切实的妥协铺平了道路。他们熟知如何尽可能地让伤口自行愈合——现代外科学采纳了这条原则，他们相信时间和自然本性会解决政治分歧，而西方国家则对不同理念大加挞伐；中国人一直认为他们自己的看法并无不妥。从京城到长江流域（那里是该国的中心）的距离是800英里，远远超过巴黎到柏林的路程。沿循一条艰难险峻的道路，从北平到广州的路程长达1,400英里；沿长江到云南的旅程超过2,000英里，距离比拿破仑最壮烈的行军里程更长。当人们谈到外部自治领地——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纵横几百英里时，有必要改口为几千英里，那些地方的地形复杂险要，即使罗马的将军也会感到沮丧气馁。
古老的中国人将版图看得极度重要，早就将其作为官僚统治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在明朝期间发展完善起来的藩王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克服距离障碍的手法，满族人将其看作合理上佳的统治方式而承袭沿用，再叠加上他们自己的鞑靼将领的军事制度。君王以最完全彻底的方式将各级官员委派到各个遥远的藩邦，每个省份由一位总督统辖，除了名义上是一体，实则是诸多独立又相联结的自治政区，被要求登记缴纳钱款和谷物，其它事务则基本上任其自理。[附注：一条非常有趣而从未被恰当地陈述过的证据是，在中国的神职人员发现，中国政体是建立在令人惊讶的纯理性主义原则之上。不同于世界上的所有其它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不是必须得让宗教介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才能让民众免受极端的压迫。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没有教会这道超自然的屏障，普通人的生活将是无人能够忍受，生命和贞节都将完全得不到保护。像别的极端激进主义者一样，巴克尔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中没能够理解，借助其在精神权威的面具下行使的世俗权力，成型的宗教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价值。如果没有这层灵魂上的束缚，统治者就会非常暴虐，甚至于滥杀民众。有两件事实铸就了中华文明的两座最伟大的丰碑：首先，中国人从来不需要由特殊团体行使的某种超自然的约束；其次，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等级或种姓的困扰——王子和平民可以在坦率和幽默的平等条件下会面，这个民族自酿了全世界独有的纯净天然的民主。] 因此说到底将中国乡村与大都市政府联系起来的是财政，仅有财政联系而别无其它；如果说1911年的皇权崩溃是因为尝试财政改革——为抵抗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新生力量，如同尝试军事改革一样，那么根源在于改革进行得太晚且方向不对，结果不是强化、而是极大地削弱了帝王的权威。
按照改革计划——该计划在平定义和团、皇室得以从西安返回北平之后变得受欢迎，总督得到了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权利——掌管省级财政；在此之前，他们的财政权基本上被剥夺而转交给财政专员，财政专员直接对北平的财政部负责，财政部当时在努力用欧洲的直控税制取代松散的人丁税制，直控税制下的每一分钱都会显示在年度预算中。毫无疑问，如果时间得到保证，欧洲人给予大范围的帮助，这场改革最终会取得成功。然而缺乏的正是时间；满族人接着就尝到了恶果，恶果总是由那些拖延到太晚的人来啃食。旧政策被公开抛弃，议会的空洞承诺完全粉碎了天子的威严，让总督成为了造反者的人质。1911年短短几周的反叛就让各省区复原到几个世纪前的景况，那时候他们是几乎不受约束的农耕社区。他们一旦尝到了重新独立的乐趣，就不可能幻想让他们再次变得“顺从”。
1-2
这里需要多作些解释，才能清楚地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划的确切含义。
最初创建的每个省都是每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这些城市必然是有围墙的核心区域，同时不断扩张。出于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的妒羡，这些省级官员长久以来不遗余力地向各个方向扩展他们的影响，尽可能多地控制经济；充分证明此类事实的是全国各地的、多种多样的度量衡体系，这些体系被处心积虑地制定出来，成为经济的壁垒。河道、山脉、气候、和土地等因素无疑推动了城市的扩张，不过商业和财政上的贪欲是首要的动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这个非常有趣而确凿的例子，三个满洲省——奉天{即: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仍然在争斗，期望获得内蒙古东部的大片未开垦的土地，那里有连绵起伏的大草原组成的“开阔疆域” 。奉天省有最坚固的省会城市穆克登{即:沈阳}，该省向蒙古草原扩张得如此厉害，如今它的管辖范围像一只蝾螈般地包裹住吉林省的整个西侧（如最新的中国地图所示），事实上已经阻止了后者控制本属于它的领地。同样地，目前仍在磋商的土地协议中，紧邻北平上方的蒙古高原，大部分应该是山西的地域已经被划入直隶大省。虽然以往粗略地调整过省际边界，不过我们指出的考量基本上是决定每个区域的面积的主要因素。
如今在很多定居年代久远的省份，由于距离遥远和交流不便而形成的地域色彩在经历种族融合后反而愈加浓厚。定居广东省的主要是沿长江航行而下直到海边的内陆冒险家，他们与安南人和更早期的本地人通婚，那里的众多居民有非常显著的特征，与北方人迥然不同。福建省不仅人口多元化，而且讲一门差不多是外语的方言。在长江流域的北部和西部，情况也是如此，施政最重要的气质各处不同，导致了永无休止的争吵和猜忌。虽然中国文明在某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相似，即不加质疑地接受所有信徒而不论其种族渊源，但是政治上由于这种地方主义的影响，在许多省份的眼中，中央政府直到最近还几乎如同外国的政府，就跟日本政府一样。仅只有财政成为维系联盟的纽带；只要不涉及税收问题，北平就像火星一样远不触及日常生活。
我们现在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五十年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京城作为国家军事中心的旧有权力和吸引力事实上已经消失了。虽然在远古时代，手持弓箭和长矛的骑兵可以像龙卷风一样横扫大地，夷平除城墙以外的所有一切，到十九世纪，这种事情已经不再可能。蒙古和满洲也不再源源不竭地诞生好战的男人；紧密相联的区域已经商业化；而外围地区则沉降为人烟稀少的牧场。平定叛乱之后，政府财政枯竭，只能降格到各省之间、名人名士之间调和平衡，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能够重新获得威望，重敛部分财富。北平的官员将罗列各省进贡清单的分类账取下来，彻底修改了每一条目录，重新分配了每一项税负，确保人丁税被干净利落地废除。新的厘金税制——像英格兰的所得税一样，起源上纯粹是一项战争税，扼杀跨省贸易，设置流通障碍——突然间被推出，作为一种崭新上佳的方式让人感受到满族的统治犹在，尽管已受到威胁；虽然这套税制明显是一件双刃武器，不过第一刃砍向了帝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里相对平静的主要原因。
时间也在催生另一项重要的发展，重要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除非有杰出的天才活着，否则北平不可能预见到，如今政府的真正根基已经完全依赖经济控制，一旦经济控制被动摇，中国中央政府也就完全彻底地不再是任何意义的政府。现代商业精神已经通过许多条约口岸渗透进入中国，是一股长远看来不可回绝的力量。每过一年，这件事实就更明显：当前的形势正在让北平越来越远离真正的权力中心——经济中心，除开天津例外，经济中心在800–1,500英里远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在发展起革命性的观念，与支撑旧中国缓慢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则迥异的观念，蒙古族和满族等外族王朝从未触及过的观念。太平天国之后的政府仍然幻想通过比从前更加沉重地压迫人民以及加强税收控制——而不是真正的创造性工作——来让自己得以恢复。
如果要确凿无疑地论证这个主题，将花费太长的时间，并且会让读者失去热情，虽然政治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喜欢探究这个主题。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信用合作机制构建的社会，再经过精致的调整；除开民众的日常小额购买，无论是铸造好的还是信托中的货币都不需要；任何依附于金融机构的制度——为解决贸易平衡而将银锭（银元）从这个省运到那个省——都必然有效，只要这些金融机构没有被动摇。
最有名的机构是叫做山西银庄的大集团，是政府的银行，不仅承接了所有缴纳给北平的汇款，而且通过复杂的银行存折系统控制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的津贴。在这套已经成熟的制度下，某位官员一收到赴省任命，就有一名来自这些机构的心腹人员急忙跟随着他，这些人以其雇主的名义预付了这项官位所需要的全部资金，然后继续跟着他赴省任职，随着税收流入，再收回预付的应得之份，重新平衡账目。因此各省的财政利益与高官阶层非常密切和深远地联系起来。治理中国的实际工作就是平衡税收账簿和国内各家银庄的账户。甚至包括“铸币房” ——在那里银锭被“标准化”以供地方使用——也是官员和商人的合办企业；讨价还价地管理每笔交易；只有当这套机制因为饥荒或叛乱而被剧烈地打破时，货币之外的其它力量才能够介入。
这些手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旧的中国王朝只是在因循罗马帝国的先例。罗马在公元纪年前通过军事和商业扩张在地中海盆地及北欧荒野部落中形成的庞大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意大利的理财者和征税者的天赋，要么直接“获取”收入，要么采用与中国完全相同的方法，“协助”提供资金给官员和地方政府，再填充永不知足的中央财政。所以说中国现象并不是新东西；现成货币的缺乏以及各样的地方标准让运用这些方法在经济上成为必须。这套系统本身并不糟糕；其致命点是僵化，缺乏适应性，以及面对外来竞争时的日渐疲弱，它永远无法理解这些外来的竞争。外部竞争是注定要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敌人，必将猛烈地摧毁古旧的残存。
与日本的战争第一次传播了本该留意的小号声响。1894年，面对必须为战争立即筹措大笔款项的境况，国内的银行报告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于是签署了第一份巨额外国贷款合同。
[附注：这笔贷款就是1894年由香港&上海银行商定的利率为7％的1,000万上海两的所谓白银贷款。随后在1895年又签署了利率为6％的300万英镑的黄金贷款，同年又增加了两笔100万英镑的利率为6％的贷款，总计663万5千英镑单纯为支付战争费用。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连续三期——从1895年到1898年——每期1,600万英镑，又增加了4,800万英镑。汇总起来，跟朝鲜的纠葛让中国损失了近5,500万英镑。因为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是在欧洲的8倍，所以从经济学上讲，这些债务在英国意味着4.4亿英镑，几乎是毁灭性的南非战争的两倍花费。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方法，才让经济因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得以明确。]
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满族人在1894年就写下了行将退位的第一句话，只不过到1912年才正式宣布：他们开创了金融奴役，在此奴役之下中国至今仍然虚弱无力。在40个月的时间里，为了结算这场灾难性的日本战争，签署了近5,500万英镑的外国贷款。这笔负债几乎是该国“可见”年收入——也就是北平实际记账的收入——的3倍，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无比。这些是黄金债务{即:以金本位币计价的债务}，受制于各种操控，没有中国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操控。这些债务具有特殊的政治含意和政治后果，因为这些贷款事实上是由强权在背书。本质上这是一起漫长的政变，所有的外国人都明白，因为债务铸就了外在的链条。
内在的意义甚至比外在意义更大。这些贷款是用北平收取的最重要的“直接”收入——关税——来偿付，关税涉及的是正在成长的新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功能，即蒸汽船催生的沿岸沿江贸易以及道地的对外贸易。这项最重要的功能于是被贴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标签，不再直接依赖于北平的保护。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这些收入抵押给外国人，再加上由外国人来管理，是对支配权利的明确限制，相当于部分地废除了主权。
过去人们对此只是朦胧地理解，现在已经非常肯定。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如同前基督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起义，由于罗马的施政不当造成贫困和道德失序而引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场社会经济灾难，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灾难。垂死的满族王朝最后在绝望中疯狂地让造反者去对抗外国人，去对抗那些已经真正掌握其重要统治权的人。这种作法远不能拯救他们自己，这个王朝在其死刑令上又添加了一笔。经济上，满族人多年来几乎衰竭殆尽；庚子赔款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对外国赔偿的负担增加了一倍以上，赔偿金的运作直接交给了外国银行老板，以定额的方式每个月在上海支付，北平政府早在15年前就被降级为一张30天到期的汇票，在任何事态的冲击下，都可能延时为几次月付。无人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这可能是亚洲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体现货币约束力量的、最惊人的例证。
不过这种现象很复杂，我们必须用心理解其运作方式。要找到与之类似的情形，我们必须回到中世纪的欧洲，当时诸如汉萨同盟之类的“自由城市”布满了河边海岸，这种商业上的奇事增加了势态的总体难度，没有一种公式能够完全适用。通过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治外法权成为破坏本土经济的最有力武器；不过与此同时，它也帮助建立起强大崭新的对抗平衡的势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居住生活在这里，在他们自己的受到特别保护的国际交流体系下，建立起一座崭新宏伟的大厦，让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质彰显无疑；新中国的商人阶层总是迅速地利用各种赚钱装置，他们不仅庇荫于这座崭新雄伟的大厦，而且迅速地、自觉自愿地扩大其规模范围。简而言之，中国的商人正在感同身受到他们自己及自己的主要利益是与通商口岸相一致；他们正在将自己的实物和存款往那里转移；在他们绝对信任的外国国旗的保护下，大量投资于土地和房产。这个国家的金融势力直觉意识到本土制度厄运难逃，而这场厄运会带来许多变化；这些利益团体就像全世界的金融势力一样，正在为不可避免的事态投保。
在政治上，这股力量最终在1911年变得清晰；我们在开场白中所说的话现在应该清楚了。中国革命是一场对抗北平制度的情感起义，因为北平制度是一套糟糕的、无效的、逆行的制度，对抗北平制度差不多等同于对抗满族人，满族人终究采纳了纯粹的汉族方法，他们已经不再是外来人员，就像今天的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在英格兰已经不再是外国人。辛亥革命的意义、价值、和使命不是来源于它所宣称的，而是衍生自它所代表的一切。从历史上看，1911年是1900年的直系后裔，而1900年又是经济崩溃——由于日本战争派生出巨额外国贷款而导致——的产物；之所以必须贷款，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让北平政权存在的唯一支撑——旧有的军事力量——被彻底耗尽。因此这个故事清晰、连贯、合乎逻辑，结局是非常的顺理成章，展现的全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
在革命期间，决定性的因素几乎立刻就显现出来——钱，就是钱而不是其它。刚过30天就能感觉到压力。各省停止交纳汇款；庚子赔款的月定额还没有支付；海关收入被外国人封存。袁世凯就任大都会省总督期间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北方军队，确实证明了他们是长江沿线军队和华南军队的老师；不过这种优势已经没有意义。这些军队为之战斗的是已经被证明注定会消逝的肇因——北平制度以及满族王朝。战争逐渐地变成了金钱的争斗。外国的资金促成了第一次停战以及将所谓的共和政权从南京转移到北平。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当时达成的和解的每个方面都是关于钱的协议。[附注：毫无疑问，所谓的比利时贷款——其中180万英镑在1912年初以现金交付——是让各方都接受的信物。]
如果有某种手段可以快速地补充中国的财政，而无需仰赖于欧洲股票市场（该股票市场的行为在涉及遥远的地域时是半官方控制），共和国可能会存活得更好。然而外国人的指令几乎立刻就让这个国家处于一种警察控制状态，这种控制虽然名义上来源于西方观念，但主要是为了恢复那张已经溘然消逝的权威外表，共和国还只是一个梦想；世界各国因为前车之鉴而笃信，真正的实现稳定只有让北平政府回复到近似于之前已成型的专制威权状态，他们耐心地等待1913年11月4日的袁世凯政变会带来猛然的觉醒。于是我们看到这样自相矛盾的困境：一方面，中国人在笨拙地尝试以中国的方式成为西方，但失败了；另一方面，外国的官员和政府在努力表现得中国化，让已有的困惑变得更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六年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缓慢上演的悲剧，几乎每一页都借用个人名义而被改写，主角是当选的权力代表——袁世凯。
2-12. The Enigma Of Yuan Shih-Kai │ 袁世凯之谜
◊ 关于这个人的历史：从1882年他在朝鲜开启职业生涯到1912年2月12日革命结束 ◊
袁世凯的职业生涯分为轮廓分明的两部分，几乎就像是专门为传记作者作好的安排，包括在朝鲜的试用期，以及在中国北方作决策者。第一部分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早期影响对其个人性格的塑造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很有趣，因为它可以让人瞥见几分实情，这些事件影响了这位领导者贯穿人生的想象能力，并且最终让他陷入无可挽回的毁灭。第二段时期充满了情节；每一章都可以看到不祥的质问，这些问题最终在他悲惨的政治和肉体崩溃中得到了解答。
袁世凯的出身门第并不算卑贱，这点并不重要。他来自一个河南人家庭，家族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仅此而已，没有显赫到惊世骇人。当高官文人的儿子已经因为过重的学业而变得苍白无力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可能在野外乱窜。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这家伙体格健壮、胃口惊人、狂放不羁。本土的传记作者记载，他年轻时未能通过秀才考试——最低级别的文职人员课程，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去骑马、打拳、和击剑。早期是一位作官的叔叔在照管他；当这位亲戚去世时，这个年轻人表现出了孝心，护送灵柩回到家族墓地，很多时候都很悲伤。通过跟官场的联系，家人随后在满族的公共部门替他谋到一份可以叫做军事监督官的职位，正是通过这个文职部门，他后来得以上台掌权。准确地讲，袁世凯从来不是一名军官；他是一名军队文员，后来他的最高官衔是军事法官{即:军机大臣}，或者讲得好听点，司法委员。
袁世凯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1882年，外国势力强迫当时的幽闭王国朝鲜签署贸易协定打开国门，于是中国开始向首尔派兵。袁世凯和其他两名军官统领总共大约3,000名士兵从山东来到首尔，在山东他是某位吴长庆将军的随员，现在以维持秩序为名在朝鲜首都安营扎寨，不过实际上是执行宗主国的声索权。自明朝以来，北平政府从未放弃朝鲜是其附属国的立场，在十六世纪将朝鲜从秀吉和他的日本侵略军队手中解救出来。袁世凯是由这位吴长庆将军作为一名有能力和干劲的年轻人亲自推荐给有名的李鸿章，李鸿章是天津总督和北洋高级专员，负责处理朝鲜事务。中国未来的独裁者当时只有25岁。
他与政治现实的首次接触就给了他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观察政治问题。中国军队来到首尔标志着与日本的尖锐对抗的开始，对抗最后在1894–95年升级为短暂而悲惨的战争。中国为了保持其在朝鲜的影响力，反制日本在当地逐渐增强的影响，夜以继日地在首尔的王宫中密谋策划，与保守的宫廷派别结盟，宫廷派由臭名昭著的朝鲜女王掌控，朝鲜女王后来被暗杀。中国人参与协助和怂恿反对日本的团体，不断煽动他们去袭击日本人，将日本人赶出国。
结果是持续的愤怒。日本的公使馆遭到了朝鲜暴徒的袭击和破坏，不是一次而是十年间好几次，成为亚洲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章节之一。袁世凯当时只是一名低级官员，听命于中国朝廷，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不过这可能会是他的第一个舞台，让这个男人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884年12月6日，袁世凯带领2,000名中国士兵，与3,000名朝鲜士兵一起袭击了昌德宫，在那里住着日本公使及其工作人员，由两支日本的步兵连队保护，因为首都事态的威胁而逃离开。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一群士兵的闹事之举，偶然跌入一场政治纷争，得到他们的军官协助，原因在今天看来荒谬无聊；然而结局却意想不到。日本人尽可能长时间地守住王宫大门，然后不顾一切地引爆了一颗地雷，炸死了一些朝鲜军人和中国军人，让袭击陷入混乱。然后他们杀出重围离开城市，终于逃到最近的海港济物浦{即:仁川}。
对于这段非同寻常的插曲的解释从未被公开。看得见的结果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极度紧张，外界预测将导致战争，那个政治天才——已故的伊藤王子——设法平息了事件，安排了可行的暂时妥协。袁世凯亲自回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再于1885年10月作为帝国驻地公使得意洋洋地回到首尔。他那时候28岁；无论凭借的是什么方式，他已经非常出色地站到了前台。
接下来的九年历史装载了大量的小事故，但没有任何的历史重要性。作为李鸿章的忠实副手，袁世凯的特定任务只是对抗日本人的影响力，阻止威胁推进。当然，他失败了，因为他置身其中的是一场正在输掉的比赛；不过他在渴望成功之处无疑取得了成功。通过表现忠诚的效劳，他赢得了期许的声誉；虽然并无大的建树，但终归保住了自己的职位，直到1894年战争爆发的当口。是否真的是他促成了那场战争，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得知日本军舰击沉了英国汽轮高升号——当时为支援他这艘船载着中国的增援部队从大沽口锚地驶向牙山湾，他明白一切都完了，于是悄然离开朝鲜首都，从陆路回到了中国北方。那段迅速而无声的回家旅程结束了他的见习阶段。
他花了一段时间来抵御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彻底溃败所引起的风暴，尤其是为了获得宽恕：未接到指令就撤离首尔。严格地讲，他的违法行为可以判处死刑，旧的中国法典在这些方面堪称最严厉。但是到1896年，他重新获得了青睐，在恩主李鸿章的庇护下，他最后被指派去管理靠近天津的小站营地，在那里他得到提拔，被授命改造一支旧式军队，要将其打造得像日本军队一样有战斗力。他后来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因为严厉、愿意承担责任、已有的裙带关系、以及少有的将灾难转化为优势的能力——直到最后一刻都让他受益匪浅的全部品质。
在小站营地，他开启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有迹象表明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天津一直是通往北平的门户：从那里可以更容易晋升进入高位。袁世凯稳步前进，把握住这第一个转折点，在国人同胞中为他自己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他指挥的部队，因为这与当前的政治态势有关联。大部分士兵都是所谓的淮军，从字面上讲就是来自江淮地区，就在李鸿章的故乡安徽省以南。这些江苏人与山东新兵混编在一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饰演出胜利角色，帮助满族人获得了有利的历史地位；在那起大事件中，戈登将军和李鸿章密切联合作战。这支淮军连同著名侯爵曾国藩带领的湖南省军队，都是“忠诚的部队”，如同印度兵变期间的锡克教徒；他们被认为会忠诚鏖战到最后一个人。这些人的确展现了超乎寻常的忠诚。
在二十年前的那段军队生活中，袁世凯和他的追随者关心的只是些更简单的问题。那时候就是军事训练问题，只有训练问题，别无其它。在那个靠近天津的军营中，中华民国的未来总统如此成功地整顿了他的部队，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小站兵团就变成为军队中的一支精英。纪律是相当的严厉，据说只有两种方式用来通告下属，要么晋升要么斩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使命中，袁世凯开始有希望和能力去处理更大的问题。
他的奋发激情很快引起了满族皇室的注意。那时候北平的境况很不寻常。著名的皇太后慈禧在日本战争之后显著地放松了对光绪皇帝的控制，光绪虽然仍然得服从她，但名义上统治着帝国。光绪是一个初衷良好但懦弱无力之人，周围环绕着很多博学多才之士，带头的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有为每天与光绪一起研究探讨，向他灌输各种新的学说，教他相信，只有动用手中的权力，他才可能将国家从列强羞辱中拯救出来，并让自己名垂青史。
接下来是必然发生的事情。1898年，这个东方大国被所谓的维新变法激励起来，皇帝许诺要让中国现代化，劝告国人遵从他的命令。这些动作在朝庭内引起极大的恐慌；整个大都会官场都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威胁，纷纷到皇太后的宫殿去秘密递交奏折，恳求她重新掌权。恭维奉承之下，她暗地里同意了。
在那之后事情发展得很快。皇太后利索地开始布置。军队被调动，各处人员被换岗，预示着某种行动；这下子皇帝完全惊慌失措了，在追随者的请求下，差遣了两名维新派成员去到袁世凯那里，据说是拿着皇帝的手谕，命令他立即带领所有部队向北平进发；包围皇宫，保护皇帝免遭危险，永远地废除皇太后的权力。接着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袁世凯详尽地审查了信息和送信人，再用其它方式证实了求助信的真实性，然后向当时的直隶总督——皇朝族人荣禄——报告了此事件，荣禄与皇太后关系亲密，可追溯至皇太后年轻之时起。荣禄立刻行动起来；斩首了两名送信人，亲自向皇太后报告了整件事，后者已经得到详尽的警告讯息。结局就是1898年9月的所谓戊戌政变，当时未逃离的所有革新者都被立刻处决，光绪皇帝本人则被严密关押在紫禁城内被称为三湖的仙岛皇宫{即:瀛台}（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被带到西安），唯一陪伴他的是两名最钟爱的妃子——有名的“珍珠”{即:珍妃}和“光彩”{即:瑾妃}。
这里不讨论关于袁世凯在1898年的行为的观点争议，这个问题各党派人士已经热烈争论很多年。对于旁观者而言，结论必然是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见看法；当然，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裁决的事件之一，只能由中国的法庭来审核所有的证据。见证光绪被囚禁的那些日子很精彩，因其洞开了历史传奇的门户：所有在北平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次反击。由董福祥率领的回族骑兵部落，在皇太后的命令下，艰难地穿越一片令人生畏的亚洲地带来到京城，掀起漫天尘云。也是在1898年，各国公使馆卫队再次出现在北平，就像1860年一样，每支卫队有几排纵队；同样是在那个时候，那些目光敏锐的先知先觉者，看到了满族王朝覆灭的开始。
2-2
袁世凯因其在反击政变中所起的作用，被任命为山东省长。1899年12月，他和旗下的所有部队一起搬到了那里。全副武装到位，他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幕——1900年夏天在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成员早就在山东的各个乡村用他们的咒语和所谓的魔法开展活动。有证据表明，在众人知晓之前，他们的传播宣讲已经持续了数月，即使不是数年。袁世凯获得了宝贵的机会来近距离观察他们，很快就决定下来某些事情。当骚乱爆发时，他假装只看到些疯狂的信徒，那些人认识到国家的险境，打出了“清除满族人和外国人”{即: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袁世凯的部队猛烈地向他们发起攻击，将这一大群野蛮的乌合之众赶进直隶大省。在那里，在满族人的诱惑下，他们突然改变了旗帜上的铭文；将外国人及其所有物作为唯一的敌人，并立即受到官方的保护。他们到处去屠杀看到的每一张白脸孔；破坏铁路，烧毁教堂和圣所，造成了广泛的无政府状态，只可能有一种方式来终结——欧洲的介入。这个坐在中国历史刃尖上的男人——彼时由于力量不足尚未能融入时代的主流，再次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得益于那段朝鲜经历，他已经准确地看到了结局必然会是什么样子。
国际联军集结起来包围封锁了公使馆，北平的瓦解崩塌让袁世凯警觉又同情，准备好直言进谏，准备好承担新的责任，准备透彻讲解每件事情。1901年“和平议定书”{即: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标志性事件，他获任直隶总督，接替有名的李鸿章，后者已经是再度被任命担此旧职，但发觉再无力胜任此职务。对于刚40出头的男人来说，这是非凡的成功。当逃亡的皇室最后于1902年从西安返回时，作为一个特别该奖赏的人，他获得了多项荣誉，因为他支撑了门面，维持了落难君王的权威。似乎是作为回报，他向朝廷呈交了大量的建议书，请求组建一支完备的现代军队：为了重整王朝的雄风，尽可能人数众多，但最重要的是有战斗力。
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从1902年到1907年，作为陆军重组委员会的部长——他在任职直隶总督期间同时兼任的一个特设职务，袁世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专心于培养一组强悍的战斗力量。在那五年中，尽管财政捉襟见肘，中国北方仍然组建并装备了6支优秀的野战部队——7万5千名官兵，所有人都听命于袁世凯一个人。他在推动下辖各省的军事重组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嫉妒其权力日渐增长的竞争对手提醒朝廷须警惕，于是朝廷突然将他提拔到一个无实权的职位。有一天他被召到北平，出任大议员{即:军机大臣}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即:外务部尚书}，被命将所有的军队事务移交给有名的竞争对手——满族人铁良。是时候得把他钳制住了。他作为走卒的最后阶段已经来临。
在那段历时差不多十二个月的短暂时间里，很少有外国的外交官打电话到中国外交部讨论问题；想象一下，作为外务部尚书的那个看上去结实又刚毅的男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苦心去跟各国领事争论，如同他在重组一支国家军队时表现的那样；与此同时，几乎每天他都在忙于激烈而秘密的权力斗争，以维系他的并不太高的职位。猖獗蔓延于北平的嫉妒，像尤巴斯毒树一样，始终在破坏他的方案，阻挠他的计划。他被困在北平，束手束脚，经常被训斥；即使是他的那位强势有力的女主人，理应感恩于他的老皇太后，也不断预感到终极的结局正在迅速逼近，王朝将跟她一起消亡。
1908年秋天，她病倒了。最强烈的恐惧迅速蔓延开来。很快有报告说光绪皇帝也病得很严重，这是一个不祥的巧合。突然间，两个重要人物都驾崩西去，皇太后略先于皇帝。几乎可以肯定，皇帝被人下了毒。传说他离世的时候，不仅给了他的同伴——此人将要接替他行使名义上的王权——一道最后的秘密法令去将袁世凯斩首，而且用他的摇摇欲坠的手在空中画出一个接一个的圆圈，直到他的追随者理解其含义。在本地话中，那位大总督的名字和表示圆圈的那个字有相同的发音；这个手势传达出这位濒临死亡的君主的最后愿望：向十年前害他丧失王权的那个人报仇。
发生这些与过去决裂的重大事件之后，出现了不祥的平静。关于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好的王位继承问题，宫廷被两个派别猛烈地撕裂。小皇帝宣统即位，不可避免的将是又一段长期的摄政统治，这一事实立刻引起了外国观察者的担心，同时人们确信袁世凯最后的日子已经到来。
变故在1909年1月2日突然降临到袁世凯身上。在老皇太后驾崩和他自己失宠之间的那段间隔时间里，他实际上被提拔到了王朝的最高官位，被任命为“王位继承人的高级卫士”{即:太子太保}，并负责安排帝王的葬礼，一个有油水可捞的职位。很显然在那段时间内，新的摄政王——光绪皇帝的兄弟，就秘密斩首令该如何处理的方式征询了所有最信赖的朝廷重臣。所有人都劝告他要审时度势，不要冒险采取行动，可能招致国民和列强的责难。于是又准备了另一道法令，将袁世凯革职，令其返回原居地。
在北平的每个人都记得那一天，当时盛传的谣言是这个男人的最后时刻来了。各个派系都被告知须小心提防，袁世凯在大议会{即:军机处}看完革职诏令后，立即离开了王宫，直接乘车到火车站，从那里乘火车去天津，穿戴跟普通平民一样。在一家欧洲人的酒店里已经为他预留了房间，英国领事前来提供保护，另一列火车载着他的长子到来，带来直接从大议会理事会传达的讯息，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于是他得以返回到在河南省的老家，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两年里，专注于用公职所得的酬劳修建自家的大庄园。他生活得像一个家族元老，被众多妻妾和子女簇拥着，经常宣称自己完全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只希望留年平静。不过有理由相信，他的追随者不断向他报告各种事件的实时进展，嘱咐他等待时机。可以肯定的是，扬子江上的第一声枪响就让他警觉起来，暗地里向其追随者发布命令。他得被召回朝政已经不可避免，事实上在传来反叛消息的100个小时内，朝廷就紧急而无奈地传召他。
1911年10月14日，他被帝国诏令任命为湖北
关于革命的详细过程，以及袁世凯采用的让形势而不是人来起决定作用的特定方式，已经多有讲述，不必要长时间阻留我们。人们普遍认可，虽然新生的革命党人展现出了勇气，但他们的力量与袁世凯手中一直持有的王牌——他作为天津总督期间亲自组建起来的6支装备精良的野战部队{即:北洋六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11年11月，一支野战部队攻占捣毁了革命党人在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和武昌——的主要根据地，当这支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发动致命攻击、将最后剩余的革命军队扫荡干净的时候，他压制住部队不准继续进攻。因此可以断言，袁世凯能够在1911年底之前完全粉碎革命，如果他想那样做；但他非常敏锐地看到，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军事战争，还有道德风气。中国这个国家还在遭受严重的痛苦。他们的文明几乎被摧毁殆尽，因为无力抵抗外国的侵略，本国人无力应对大量累积的错误，这些错误缘于被强加的、压榨国民的封建主义——满族制度。袁世凯明白，从理论上讲，义和团在初期正确地选择了书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口号——“清除满族人和所有外国的东西”。两者从根本上把原有的文明摧毁了；但他们提出的纲领耽于幻想，不切实际。一项元素可以被清除，另一项元素必须被留存。如果义和团够明智，他们应该修改其纲领，保护外国人，同时进攻那个令他们如此孱弱卑贱的王朝。我们已经讲过了，宫廷派引诱他们的首领采取了完全反智的行动。
袁世凯不是义和团，也不相信愚蠢可笑的理想主义。他已经意识到，在二十世纪成功治理中国的关键是接受外国人的观点——至少在名义上接受，因为外国人手握着无限量的货币资金，并且懂得科学技术。他明白，只要自己没有偏执于无耻的暗杀，没有公然藐视外国人的意见，就可能凭借1900年建立起来的国际声誉而获得支持。从这些前提延伸开来，直觉还告诉他必须得始终地、刻意地保持合法的外表，让国民的期望得到名义上的满足。出于这些原因，他让自己表现得看上去似乎只是命运的工具，行事安排都是迫不得已。出于这种原因，他虽然击垮了扬子江中游的革命党人，为了平衡态势，在扬子江下游，他暗中下令帝国军队撤离南京，以便保留看得见的势力，用来迫使满族人推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他明白改革势在必行。这次改革原则上被皇族接受了，君王同意了所谓的“十九项基本条款”{即:十九信条}，所有的北方将领都认同并确实坚守了这一系列应该成为执政基石的条令，直到1911年与南方的反叛者交战。有理由相信，如果袁世凯成为实际的摄政王，他会支持终结满族君主制。但是革命党人以令人惊讶的迅捷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共和国，外国舆论纷纷支持赞扬这份果敢，这让袁世凯措手不及。在1911年12月中旬他已经同意与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平谈判，各项谈判开始后，他的手法摇摆不定，不断延长停战协议的期限，因为他看到外国势力——特别是英国——厌恶内战持续。他曾委派先前的副手唐绍仪作为全权代表去到上海，但很快就发现情势与自己原先设想的不同。华南和华中强烈坚持，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永久地、彻底地废除满族王朝，对此袁世凯自己也是举棋不定，最后一条秘密承诺是让他担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他是真正的忠于王朝，那么就有责任重新开战，或者辞去总理职务而后退隐。他没有走那两条路；而是以十分典型的方式寻求中庸之道，含糊地倡议召开一次全国大会来解决问题。听过似是而非的不实陈述后，光绪皇帝的遗孀——皇太后隆裕，她接替摄政王醇{即:醇亲王载沣}照管小皇帝宣统的社稷江山——被诱导相信，如果要避免国家的分崩离析，皇室退位是王朝唯一可走的路径。有理由相信，1912年1月28日全体北方将领电传给北平的建议退位的陈情书，是缘于袁世凯的指使。不管怎样，肯定是袁世凯起草了优待满族皇室的所谓“优惠待遇条款”{即:皇室优待条件}，并将这些条款电传到南方，然后再传回给他，作为革命党准备给予皇室的最高限度的待遇；奇特的巧合是，试图在宫殿外暗杀他的那天，他才向皇太后跪地呈交了这些条款的大纲，获得了有保留的认可。这个奄奄一息的朝廷四次准备授予袁世凯侯爵名号——可以给予汉人的最高级别的贵族称号，最晚一次本来预定于1月26日，这一可悲的尝试努力算是王朝的最后绝望之举。在很短的几天内，皇室不情愿地颁布了三道非常奇特的法令，宣布自行退位，这些法令在本书的附录中，值得仔细研读。这些法令明确地显示出，帝王家族认为自己只是放弃了政治权力，同时仍然拥有以往的全部司仪上的权利和头衔。很显然，共和国或人民政府的概念，虽然已经用本土的象形文字写在了法令中，其实对于北平而言还艰深得难以理解。
袁世凯现在获得了所希望的一切。他将组建共和国及重新联合各军阀派系的帝国委员会牢固地掌握在手中，准备好试着创建一套他对其一无所知的政体。值得注意的有趣之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旧认为手中的权力完全来自于那几道最后的法令，而绝不是来自于与南京共和国的协议，后者制定了所谓的《临时宪法》。不过袁世凯很谨慎，没有断然宣布他的计划，直到数月经年以后独裁统治看起来似乎不会引起争议。几乎是从满族退位的那天开始，他一直在算计是否要冒险孤注一掷，登基称王；正是这一悬念让接下来令人震惊的故事如此的引人入胜。
3-13. The Dream Republic │ 梦想共和国
◊ 从1912年1月1日到国会解散 ◊
1912年1月1日，少数几个省的代表在南京宣布成立共和国，孙逸仙先生被推选为临时总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在担任行政长官二十个月之后，几周前当选为正式总统——发起政变，公然解散国会，让自己成为中国事实上的独裁者；要简洁明了地讲述这期间的系列事件，是个非常困难的题目。
走进中国历史上的这段重要时期，给人的印象是恍如梦境，转瞬即逝的情感冲动取代了本应更坚实的举措。阴谋和反阴谋如此迅速地交互上演，如果要准确地记录全部事件，会像一部编年史那样令人厌烦；贯串其间的令人惊叹的金融网络纠葛是如此复杂，同时又与政治斗争如此对立交错，让这两个故事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尽管它们紧密相联，像两个刺客共同投入到一段恐怖的冒险旅程。估计多达四亿的这一大堆人口没有了合格的领导人，被告知现行的政府制度——由《南京临时宪法》规定并得到皇室退位法令的认可——会让每个人都和睦相处；他们茫然地来回摇摆，徒劳地寻求原有的、已砰然失落的平衡。争辩好斗之风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所有的权威都被公然嘲弄，各种各样的犯罪成为寻常之事，最受尊敬的人被迫退出公共事务，只留下一撮亡命之徒在把持权力。
长期以来，为支付外国贷款和赔偿，中国的财政拮据，几乎身无分文。中国无法在外国市场上筹措大额借款，因为得不到外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这类支持设定有限制条件，于是不得不借助小额信贷作为权宜之计，几乎每个省级政府都将可能找到的所有流动资产作了抵押，为了付饷给遍布乡村的、过多又无纪律的军人。发行的无担保纸币很快就达到了天文数字，市场上充斥着超过承受限度的无价值的货币。无力改善格局的各省领导人叫嚷声称，应该由中央政府代表伟大的国民去找寻解决方案；只要仍然呆在官位上，他们只管各行其道，以高贵的姿态蔑视周遭的混乱。
这个中央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为了能够理解这种无法类比的情形，我们得简单陈述其状态类型。
革命爆发以来，袁世凯如此精明地参与其中操作策划，让他得到了几近至高无上的名义上的官职。他不仅从退位的王朝那里获得一份帝国委任状，籍以顺应民意组建一个得人心的政府，而且还从来到北平的南京革命机构的几位代表那里得到出任总统的正式提议。
当然，在南北双方停战和皇室宣布退位之前，这些安排已经秘密同意，是处心积虑的全盘交易的组成部分，亚洲的官场上盛行秘密交易，即使处理的问题仅止于平民。通过所谓的“优惠待遇条款”，这场交易得以达成，条款内容由袁世凯与南方的反叛者协商之后亲自起草。这些让步协议明文规定，满族皇室将永久性地每年领取400万墨西哥比索的王室专款，保留所有名号，作为放弃政治权力的补偿；这颗苦涩的药丸经过精心修饰，以隐藏其真正的含义，修饰和隐藏就已经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然而，尽管达成了这项协议，北方和南方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猜疑。袁世凯不会忘记1月17日在北平街头企图暗杀他的行为，当时他正忙于协商这些退位条款，显然暗杀企图是受到南京的指使；同时方言媒体每天都在提醒南方的领导者，那个决定胜负的人过去一直扮演着叛徒的角色，在看得见的将来肯定还会这样做。
几位代表二月份来到北平，到目前为止，仍在争议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就职宣誓，袁世凯需要宣誓保证忠诚于共和国。几位代表特别受命于那些独立的省份，要求袁世凯跟他们一起去南京宣誓就职，这相当于让国民看到，袁世凯向他们表示投降，虽然他们未能在战场上击败他。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对于新政府的权力由何处赋予，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而危险的意见分歧。华南和华中声明——这是正确的声明——南京宪法是共和国得以建立的正式文件；袁世凯宣称是退位法令而不是南京文件建立了共和国，因此他有权以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组建新政府。
激烈进行中的争论在2月29日（1912年）夜晚突然被终止，当晚第三兵团{即:北洋六镇中的第三镇}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叛乱，一支被选中的北方军队在无人试图干预的情况下，抢掠烧毁了京城的部分地区，没有任何预警，持续48小时，今天看来，无疑这是袁世凯本人故意策划安排的恐吓手段。虽然这些骚乱的影响范围不大而没有引发外国的介入，但结果是几位南京代表被完全吓倒，不再强迫这位北平独裁者前往南方京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作为时代骄子如愿在北平宣誓就职，冀望在后续的年月中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附注：这份就职誓言的瑕疵一目了然：“共和国建立之初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袁世凯——真诚地希望竭尽全力推动民主精神，消除专制政权的黑暗污点，严格遵守宪法，遵从人民的意愿，以让国家安全、团结、坚强、稳固，并实现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所有这些愿望我都必定努力实践。一俟国民大会选举出新总统，我将立即让出当前的职位。在此我竭诚在中国人民面前宣誓。”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0日。 （签名）袁世凯]
在这样令人惊奇的基础上——通过有组织的叛乱，中央政府被重组改造；接下来的每一项法案都残留着其已变异的渊源。袁世凯欣然接受南方同盟（现已正式解散）提名的人士出任非重要部门的部长，同时谨慎地保留自己人掌管军队和警察，以及最重要的财政部门。政府框架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注意力几乎立刻就集中到寻找资金的问题上，这是个奇妙精彩的话题，如果详细讲述会让最兴趣盎然的读者都觉得厌烦，但必须提及，因其是全局问题的组成部分。
某些基本特征可以非常迅速地讲解。关于那几份削弱了中国社会基础的赔款条约，我们已经明确了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那份黄金债务{即:以金本位币计价的债务}的灾难性质催生了新的想法，以让这个国家能够支付赔款。正是因为这份黄金债务的问题已经变得如此严重，让国库日渐枯竭，所以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已经与四个国家的几家银行签署了1,000万英镑的硬通货贷款{即:必须用硬通货(当时为英镑)偿还的贷款}，用来安排一项有组织的努力，以重建内部信贷。但这笔贷款从未实际到来，贷款条约中的六个月安全期因为革命爆发而被推迟。因此有必要重新开始协商；借助革命成功带来的广告效应，赢取中国这张巨额彩票引起了欧洲金融界的普遍关注，于是派生出许多替代性的贷款方案可供北平选用。
随后开始了非比寻常的讨价还价。察觉到国际债务委员会是官方财政的纾困之门，袁世凯和当时组成政府的各派人士，虽然对几乎所有其它问题都持不同意见，但同意财政危险必须作为共同的敌人。虽然四国银行集团{即:英法德美}声称他们有第一优先权对中国提供全部贷款，但在皇室退位的那段危急时间，一家法裔比利时财团已经借贷了近200万英镑。四国银行集团对可能失去利润大为恼火，于是阻拦了所有的竞争方案，封闭了可能的其它路径，使混乱局面更加不堪。俄国和日本在那之前还不是这个官方财团的成员，看到参与其中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必须，现在要求一席之地，四国银行集团勉强同意他们加入；正是这样才诞生了大名鼎鼎的六国银行集团。
围绕这个银行集团及拟议的6,000万英镑用来重组中国财政的贷款，最主要的争斗激烈展开。由于六国官方财团在欧洲证券交易所联合起来足够强大，比利时财团因而受到金融抵制被排除在外，现在得看中国是否能找到某种组合或某个人足够胆大到无视各国政府。
中国的寻找没有白费。9月份（1912年），一位伦敦股票经纪人柏齐∙克瑞斯先生决定冒险发起一场闪亮的挑战，自己去协商1,000万英镑的贷款；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世人得知有个人成功地反击了六个国家的政府。这一大胆尝试在金融界引发的风暴在许多人心中记忆犹新。国际金融界动用了所有可能的工具，以确保这种大额贷款的财务独立性须经过适当的核查；结果是，虽然经过激烈的争斗后保证了500万英镑的贷款，但很快就发现，这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庞大需求不可能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方式来满足。不过已经实现了重要的两点：第一，中国渡过了1912年的财政难关，得益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独立成员；第二，利用这场挑战作为杠杆，北平政府获得了比官方财团借贷更好的条款。
与此同时，内部的总体形势仍然很糟糕。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部分省份的纸币以惊人的速度逐月贬值；同时各派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不但未消减，反而在加剧。各省都督或军事总督以各自的标准行事，嘲弄北平的权威，努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强化他们原有的地位。在京城，原来的满族皇室稳固地生活在恢弘的冬宫，至今（1917年）没有被驱逐，并且每天出版帝国公报，授予侍臣和族人各种荣誉和勋章，保留着所有的旧式礼仪。在西北各省以及满洲和蒙古，所谓的宗社党或帝王宗族社团总是在策划谋反，急于复活已坍塌的王朝；虽然这些阴谋从未升级成为国家的真正威胁，但是他们得到日本情报部门的暗中支持，是挥之不去的焦虑源头。外蒙古问题也在烦扰着中央政府。库伦{即:乌兰巴托}——外蒙古的主要城市——的呼图克图或活佛利用革命抛弃了他对北平的拥戴；这片辽阔的区域已经陷入完全的混乱，当俄国于10月21日（1912年）承认其独立时，混乱状态进一步加剧。已知的类似行为是，英国曾经坚持西藏自治，此作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
1912年8月15日，糟糕的局势集中体现在北平发生的一桩异常事件，张振武将军——武昌起义的“英雄”之一——被诱骗到京城，在一场为他举行的宴会之后突然被捕，未经审判在午夜被枪杀。
在司法谋杀案不足为奇的那个时候，这起事件本身微不足道，如果国民的情绪没有被混乱的局面激发起来，此类事件也不过是短暂的话题。但这次却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袁世凯作为临时总统的全面失政。“我的罪名是什么？” 这个不满的革命者虽然被枪击然后被刺死，但他在尖声质问。这个问题最容易回答。他的罪名是不够强大或重要，不足以与更嗜血的那些人竞争，因而他的失踪屈服于那条环宇通行的自然法则{即:弱肉强食}。袁世凯决定要不择手段地维护他的控制；而这个男人蔑视他，因此这个人必须死。
这次作恶引起的骚动不容易平息；坐镇北平筹组首届国会的咨询委员会严厉地谴责临时总统，为了让这些指责看起来于他不公，袁世凯邀请孙逸仙先生来到京城，以空前无双的荣誉款待他，请他出面调解各敌对派系。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戏法都着眼一个目标：向国人证明除了他这个北平大师之外，没有人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事务。
3-2
国会仍然没有召集起来。虽然《南京临时宪法》规定要在十个月内——即1912年11月1日之前——组建国会，但选举被故意推迟，中央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消灭所有的竞争对手，所有的事情都从属于这场候选人斗争。一群流氓变得越来越失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富人和穷人，用他们的行为玷污共和精神，击碎公众的信心，而这正是适合袁世凯所想要的。戏剧性和不寻常的事件不断激起公众的注意力，在那段脱离正道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事情称得上奇特。
问题在缓慢发展，每个人都叫嚷着外国的干预正在变得不可避免。到1913年初，鉴于此事再无法拖延，袁世凯同意各省举行选举。他在选举中惨败，看起来尽管掌握军权，也将在新的国民大会中被对手以选票胜过、以计谋挫败，进而被削弱权威。为了防止这种情形，一场新的暗杀被决定下来。最有能力的南方领导人宋教仁，正当他在上海准备与几名议员同乘火车去北平的时候，在拥挤的火车站被一个亡命徒冰冷地枪杀，凶手在审判中承认，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权威已经付给他200英镑作为酬劳，法庭展示的证据包括来自北平的几份电报，这些电报确凿地显明了谁在主使谋杀。
这一邪恶之举引发的风暴让议会看上去似乎再无可能在北平组建起来。不过普遍的感受是，形势如此的令人绝望，必须得采取行动。国民党或革命党现在知道，不仅是他们的声誉受到威胁，而且国家的未来跟他们自身的生命安全紧密相连；经过快速的商议，他们决定深入虎穴。出乎意料地，议会于4月7日（1913年）在北平开展起来，南方占据绝大多数，满载着激进派的祝福。[附注：中国的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有596名议员，参议院有274名议员。众议员由拥有财产和教育特权的群体选举产生，估计有大约400万选民（总人口的1％），显然是事实上的相对极少数。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通过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在作者看来，中国的议会尽管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在当前的过渡阶段仍然很能够代表这个国家。] 看起来终于快要找到解决方案，各方翘首以盼。不过还没等到第一道程序完成，两院还没有选出议长，袁世凯就从背后刺穿了民选政府的全套理论和实践，用戏剧性的一击将这些努力彻底归零。
他采用的方法本身很简单，而且彰显出这个人狐疑自私的怪异特性。虽然《南京临时宪法》——如果说中国迄今为止有过法律，那么就是这部“法”——在第十九条中特别规定，影响国家财政的所有举措都必须经由议会同意，但袁世凯借口那个小型的咨询委员会——去年曾经帮助过他，前不久刚解散——曾经批准一项外国贷款协议，强行命令签署2,500万英镑的重组贷款{即:善后大借款}，该笔贷款已经在去年冬季与六个国家的金融代理人秘密商定。[附注：在威尔逊总统发表广为传诵的声明之后，美国在最后时刻退出了六方联合体（合同签署之前），该声明反对美国参与任何侵犯友邦主权的金融活动，他认为外国政府在协助其国民控制中国的盐务。总统使用的确切语言是，贷款的条件看起来“近乎触及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性”，以那种方式发放贷款会让美国的执政信条变得“令人厌恶”。希望威尔逊总统的名言能够在战后被广泛接纳，停止干预中国事务。] 在去年六月的克瑞斯贷款之前各方业已存在的分歧让公众忽略了金融因素的极度重要性。议会为贷款一事激烈争论，大吵大闹，竭力拖延这个问题，因其看到表决此事将是对其自身存在的直接挑战，且不说是否可能会像土耳其和埃及那样出现一个外债委员会；但总统已下定决心要贷款，把自己关在总统府内闭门谢客，完全拒绝会见议会代表。虽然财政部长对于完成此笔交易犹豫不决，在面临风暴升级的情况下甚至逃离京城，但被专列载回来强迫完成此项协议。4月25日凌晨四点，财政部长在一家外国银行大楼签署了最终的文件，乘坐马车从大院里突然疾驰而出以避免可能的炸弹，向他的老板报告说，尽管名义上由外国来控制资金的分配，终于有一笔巨额资金可用来推进他自己的目标。
采用将生米煮成熟饭的手段，袁世凯此刻嘲弄了议会通过的决议，该决议认定此项交易违法，贷款协议无效。在外国势力的代理人的公开支持下，袁世凯立刻收到了大笔的现金预付款，让他能够在许多方面扩充权力，再与他进一步争论已经无济于事。有必要记载的是，议会的几名领导人近乎于跪在北平的某些外国公使面前，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们——他们本应那样做——推迟48小时签署这份重要协议，以便让协议在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从而挽救至关重要的国家主权，免于被一个人凌驾其上。然而北平的外交是件不通情理、令人厌恶的事情；那些日子里的几名外交部长，虽然被委任为政府——当时除美国外，其它国家尚未正式承认这个共和国，不过很快就会承认——的官员，但却决意倒行逆施，内心里很高兴让形势合规地退回到专制统治。
[附注：议会两院选出议长后，美国正式承认共和国；其它缔约国推迟承认，直到袁世凯十月当选为正式总统。人们普遍认为，外国长时间地拖延承认这个共和国，让所有人都怀疑南京和解的现实可能性，从而极大地加剧了其内部问题。不管怎样，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包括在欧洲引领民主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各国列强，在北平尽其所能地让袁世凯登基成为独裁者。]
高额放贷者终于获得了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毫不打算放松贷款协议赋予的盐务垄断权。还有个事实不能忽视，名义上借贷的2,500万英镑，足有一半是偿还给外国银行的款项，因而从未离开过欧洲。根据协议附表，贷款分解为：附件A—义和团赔款未付额及几笔银行预付款，耗用4,317,778英镑；附件B—即所谓的各省贷款，又耗用287万英镑；附件C—即将到期的债务，总额3,592,263英镑；附件D—遣散军队，计300万英镑；附件E—支付当前行政费用，总计550万英镑；附件F—重组盐务管理，耗用最后200万英镑。此笔贷款仅银行利润就达到1+1/4百万英镑；而袁世凯本人则只能听命于那个每周分配大约1,000万英镑的银行系统，依附于那个系统就足以让他将其个人意志强加于同胞。本已绝望的中部和南部各省被事态的新走向所激怒，经过几个月的徒劳争论之后，开始公开备战。7月10日在江西省的扬子江畔，北方驻军被李烈钧将军麾下的地方部队从湖口要塞开火攻击，所谓的二次革命就此拉开帷幕。
这次革命活动历时短暂、乏善可陈。南方军队弹药匮乏，基本上身无分文，对手是训练有素的、十八个月前就战无不胜的北方兵团，南方虽浴血奋战，但因为战场上各路起义军之间缺乏合作，所以从未真正威胁到中央政府。李烈钧将军指挥的江西部队最多时有两万人，的确奋战坚守了一段时间，但是无法赢得胜利，逐渐被逼退到江西的大山中，官兵很快溃散。著名的革命者黄兴在早期是一名能干的宣传者和掷弹手，但在激烈的战争中帮不上忙，尽管他掌握着起义反抗那个人{即:袁世凯}的南京驻军，还尝试沿浦口铁路向天津进发，但几乎立刻就发现缺乏秩序而力不从心，后来逃往日本。南京的军队虽然被统帅抛弃，却顽强地抵抗着敌军对南方首都的进攻，南京最后被原来的反革命派将领张勋和从北平带队前来的冯国璋联手攻占。上海军火库在大贷款交易{即:善后大借款}之后的几个月里，由一小队北方驻军静悄悄地把守，南方军队虽然猛烈进攻该军火库，但同样因缺乏火炮和正确的指挥而最终溃败。海军本来完全支持南方，被视为可截断整个扬子江流域的宝贵军备，但最后一刻被买通保持中立，挪用来买通海军的钱据说是出自外国银行贷款的行政费用栏目！动荡不安的广州市虽然早先也反对北平当局，但后来得到袁世凯的滋养。一名叫龙济光的戍边将领，带着两万人的半荒蛮状态的广西军团，运动到广州城附近，立刻袭击并震慑住了那里的守备部队。龙济光因此项功劳被任命为该省的军事总督，这个臭名昭著的野蛮之徒，冷血残暴地统治南方三年，直到最后被1916年的大起义驱离。南方派在此地和其它诸多地方被完全挫败，实力大减，因为有钱的阶层始终不支持他们，没有钱在中国寸步难行。1913年的这次反抗仅持续了两个月，随着所有统帅的逃离而黯然惨败，逃走的统帅遭到悬赏通缉。局势为袁世凯实施其最后一招——发动政变对抗议会——铺平了道路，虽然议会政变与这次革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无疑与战场上的反叛将领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此外议会还设立了一个特别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天坛举行了几次违规的闭门会议。在起草这份《永久宪法》期间，袁世凯的几名代表被绝对禁止参与，他们本是被派来力劝修改分权条款，而分权是南京宪法的一大特点。泄露出来的细节显示，对财权的绝对控制不仅成为《永久宪法》的主要原则，而且还加入了令人吃惊的新条款，以确保不可能出现事实上的独裁统治。还有简短的提案建议，在议会的休会期间应该在北平保留一个特设的议院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控制行政首脑，防止篡夺权力。
这对袁世凯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觉得自己不仅是被普遍怀疑的对象，并且还被蔑视。他决定彻底终结这一切；不过现在还只是临时总统，有必要应对得巧妙。他再一次采用自己的特有方式；通过金钱笼络，议会被诱导先表决通过宪法主体章节中关于总统选举和任期的条款。笼络诱导完成之后，两院议员组成为一个选举团，因循法国议会的模式，部分议员已被贿赂，另一部分被军队恐吓，在威逼利诱下选举他成为正式总统。
10月10日，众多官员和外国公使云集宏伟的冬宫王室{即:故宫太和殿}，袁世凯宣誓就任总统，任期五年。现在他获得了安全的宪法地位，没有其它事情阻碍他了，只剩下出击。11月4日，他发布了一道专横的、内阁会签的指令，命令取消所有国民党或激进派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席位，理由是与七月的那场反叛有共谋和串通，对如何通过新的选举来填补空缺则含糊其辞。[附注：根据政变后公布的官方名单，11月4日这道指令的结果是，98名参议员和252名众议员的议会资格证被警察没收，并被命令离开京城。此外有34名参议员和54名众议员在资格证可能被收缴之前逃离了北平。因此总共有132名参议员和306名众议员受此禁令影响。由于两院的法定人数都是成员总数的一半，所以不可能再举行任何会议。] 大都会警察严格执行此项命令，虽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但很明显，如果被指控者留在北平，他们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由于达不到法定人数，议会无法召开会议，因此袁世凯得以其最合意的方式进行重组；于是与墨西哥实况相同的一派新奇场景，在各国列强的借力和赞同下在远东建立起来。重要事件还有，在11月4日的议会政变之后，与俄国签署了承认外蒙古自治的协议，中国只保留在库伦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附注：此协议的完整副本可见本书附录。]
尽管袁世凯掌握了无可争议的权力，但形势并没有改观。到处是警察管制，掺杂着精心策划的、层出不穷的暗杀，简直不是驱逐满族人后准备迎接的政府；这个国家暗地里纷乱不断、咒骂不绝。人们的幻想破灭了。徒劳地尝试过反抗；大众逐渐知晓了各国列强给予这个政权的扶助，但无能为力，惟有等待，内心里都知道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地维持。
4-14. The Dictator At Work │ 掌权的独裁者
◊ 从1913年11月4日政变到1914年8月1日世界大战爆发 ◊
随着中国的议会被实质性地废除掉，以及动荡的扬子江流域被迫屈服，袁世凯的工作变得简单了许多，他认为公开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让自己成为至高无上者。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为了将共和国彻底盖棺入殓，有必要败坏副总统的名誉，并且将他差不多监禁起来。
这里体现出袁世凯的典型特征，尽管武昌起义的那位英雄忠诚地配合了他——非常艰苦的配合，这位扬子江中游的指挥官在1913年7月的反叛中，为了迫使袁世凯加入反叛阵营，不得不抗拒各种极端的诱惑企图，但袁世凯还是决定劝诱此人来北平软禁起来。
事实证明，黎元洪将军是一位民族英雄，当时驱使那个独裁者采取了行动。在1913年10月由国民议会作为国民大会举行的选举中，尽管有人竭力破坏其影响力，这位副总统仍然凭借个人声誉获得了出任正式总统的大量选票，于是不得不进行三次投票而非一次；大多数人断言，如果没有贿赂或恐吓，他会当选该国的最高职位，取代那个野心勃勃的篡位者。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消除其影响被袁世凯视为首要的必办之事。为达此目的，袁世凯突然派遣战争部长段祺瑞到武昌——自1911年以来副总统一直居住的地方，含蓄指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对方不从，那么可以采用任何可行的方式。
幸运的是，段祺瑞将军不属于那类环侍袁世凯周围的丑陋群体；他是一名忠诚而高效的官员，但并不赞同政治上的暗杀。因此在简短的谈论之后，他得以说服副总统，袁世凯在迅速布置同谋者和策划人来武昌包围他，跳出圈套的最简单方法是自愿去到京城。在那里他至少可以每天接触到事态的发展，能够自行抗争而不必担心被人从背后中伤；在各国公使的眼皮底下，即使是袁世凯也会多少表现得有些胆怯。事实上，在张振武将军的司法谋杀案引起强烈抗议之后，针对各省要员他已经收敛了此类最邪恶的作派，只有无名小卒在北平被处死。于是黎元洪将军简单收拾行李，只带一名副官，意外地于1913年12月11日来到京城。
这次突然的启程在整个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湖北（武昌）军队的官兵惊惶不安，报纸开始暗示他们心爱的统帅相当于已被绑架。虽然袁世凯热诚地接待了他，将仙岛皇宫{即:瀛台}——在1898年的政变后，不幸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长期监禁在那里——作为他的个人住所，但是没过多久，黎元洪将军就明白，他的存在是那个想称王之人的尴尬源头。好在具有令人惊讶的耐性，他准备坐下来，让这场大戏自行展开，正常上演到结束。黎元洪将军最希望的是被完全和彻底的忘记，当救赎时刻最终到来时再勃发。他的策略不仅在心理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巧妙。中国最大的诚实盟友一直是时间，在中国历史的每个时期，比赛的内在规范最后都让流氓行为现丑丢脸。
1914年来临，许多障碍已经被清除掉，袁世凯的行为方式变得越来越专横。二月份，年轻的皇太后隆裕——光绪皇帝的遗孀，两年前作为小皇帝宣统的守护人，被哄骗发布退位诏令——不期然地过世了；她的离世让人们百感交集，因为就此切断了与往昔的最后联系。袁世凯的位置因这件幸事而大为增强，暗地里非常高兴；按照他的命令，已故的皇太后按国葬在冬宫大堂{即:故宫皇极殿}停放三天，接受了无数民众的瞻仰，这些人似乎因为这道迄今未见过的仪式程序而莫名地动容。在那个独裁者和他的最大野心之间，现在只剩下一个九岁的男孩。还有最后两个问题仍然需要解决：为纯粹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表，以及寻找财源来治理国家。对于一个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整个政府建立在马基雅维利{即:政治无道德}教义基础上的人来说，第二个问题远比第一个问题重要得多，合法性只被看作是装点门面的政治外衣，是为了平息外国舆论，防止外国干预，而没有钱，即使是支配权利的表象也无法维持。事实上每件事情都取决于寻找财源的问题。
中国没有，至少政府没有。金融混乱仍然高悬头顶，虽然有2,500万英镑的巨额重组贷款{即:善后大借款}，但那笔贷款是精心安排用来擦掉国际债务和平衡外国银行的账簿，而不是用来建立现代政府。在这样的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个国家的所有可用的硬通货，都被中国各地的本土商会悄悄汇到大上海商业中心，以求得安全的托管，在那里接近一亿盎司的现钞如今塞满了外国银行的保险库——不致于被政府征用。省级收入的征收长期混乱无序，虽然手握军事独裁大权，袁世凯也发现不可能让各省正确地汇交税款。挖空心思找寻新的借款；通过几次强制发行内债，获得了一笔现金，但这个国家仅能勉强糊口度日，每个人都不高兴。雪上加霜的是，华中地区可怕的“白狼”匪徒叛乱横行——据说是在一个刀枪不入的传奇人物的带领之下，这就需要重新调动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耗时近半年，力图围捕这个墨西哥维拉式的人物，但徒劳无功。长期的放纵已经让军队变得士气消沉，迟缓懈怠地对付这场游击战，直到有机会击毙了土匪头目，令其众多的追随者自行散去。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害虫肆虐了三个省，并且威胁到亚洲最坚固的城市之一——中国的古都西安，1900年满族皇室曾经逃向那里。
与此同时，大批地处决人犯在各省反复执行，所有的反抗都被无情地镇压。在北平，臭名昭著的执法处或军事法庭——一种中国式的星室法庭{即:英国历史上的专制机器}——不断在当场处决涉嫌谋反那个独裁者的人。即使是印刷品也被视为煽动叛乱，一名不幸的本地编辑竟然在汉口被鞭打致死，只因报道了河岸边的实情。这些残暴行为让人们更加下定决心，要在可能的第一时刻清偿宿怨。虽然越来越缺乏现成的资金，但是到1914年4月底的时候，袁世凯却完全掌控了情势，推出了他的最大的惊喜——以“宪法条约”{即:中华民国约法}这个悦耳的名称颁布的一部新宪法。
这部精雕细琢的文献是一件统治工具，跟一封私人信件一样没有更多的合法性作支撑，感兴趣者可以在附录中查看全文；这里可以有把握地讲，如此这般的哄骗花招在中国还史无前例。这部宪法由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此人后来作为君主制图谋的代言人收到了不受欢迎的国际坏名声——起草，竖立起讨人喜欢的所谓总统制；也就是说，把所有权力直接交给总统，模仿美国模式只给他一名国务卿，将内阁部长降格为部门主管，让他们按照国务院的指令行事，在实际管理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类似地，为各省创设了一套新的省级管理体制，都督或革命时期的省长被改成为将军或满族模式下的军官，省级控制完全集中到他们手上，同时将前期建立起来的省议会即刻废除。天坛的祭祀也重建起来，还包括法定的孔子祭祀——两者都是帝国时期的法令，同时命令加入一套全新的仪式，祭奠两个有名的战神{即:关羽&岳飞}，以灌输军事品德！按照计划，在祭天仪式中，总统将穿戴公元前1,112年间周朝公爵的长袍，一次新颖有趣的共和实验。看那些天的两道指令的摘录片段，它们充分阐明了这些事件进展的推理论证。第一道指令宣布：
“在共和国，最高的权力属于人民，最重要的原则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根据多数人的意愿来决定。这些意愿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即生存和幸福。我——共和国总统——来自农庄，因为我无法容忍让无辜的人民承受永恒的痛苦……我上任以来，徒劳地尝试缓和各种暴力氛围。如今最大的邪恶是对真相原则的误解。共和者以公众利益为借口，试图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有些人甚至将抛弃列祖列宗作为自由的标志，将违法行为看作追求平等的表现。我一定会尽力改变这一切。”
4-2
在第二道指令中，袁世凯以奇特的方式来辩解重新尊孔的正当性，不经意地显示出代议政府的概念于他而言是多么的艰深费解；他似乎认为，通过向各省政府发出通告电报，再从自己人那里收到肯定性的答复，就等同于重要的宪法议案得到了全民的认可。
“中国对孔子的尊崇开始于汉朝的汉武帝在位之时，他舍弃了几百名作家的作品{即:罢黜百家}，将儒家的六部经典名作{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尊为最重要的书籍{即:独尊儒术}。孔子出生于贵族苛政时期，他在其作品中表明，和平会在战争后降临，带来真正的宁静和幸福。这才是共和主义的源泉……在学习中国历史、征求学者意见之后，我认为孔子必须继续作为数千代人的导师。在共和国里，人民拥有最高的权力；因此通告电报发给了所有各省以收集意见，已经收到了许多肯定的答复。特此命令所有学院、学校、和公共机构恢复祭祀孔子的仪式，应该认真细致地遵照执行……”
随着《宪法条约》的正式颁布，局势变得极为怪异。即使是以儿童的心智也可以明白，制定宪法的权力本来完全归属于国民大会，现在重新分配的权力完全是非法的，袁世凯作为各国列强的代理人，如今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时候自由的欧洲即将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正义对抗强权的战争，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最可憎的倒退和普鲁士主义{即:专制主义加军国主义}不经意间被忽视了。在部分随意起草的章节中，不仅国家的治理被重新调整以适应纯粹的命令式统治，而且真正的议会被永久性地取消，由一个立法议院（立法院）取代，仅从其组成讲来，立法院就只能是一个无意义的辩论团体，其重要性不超过一个德国小州的地方议会。与此同时，即使是这个议院，不到最后关头也不打算让其召集会议，于是组建了一个参议院作为公众舆论的发音器，选中十名参议员来另外起草一部最终的宪法。这一年（1914年）的晚些时候又采取了些惊人的措施，以确保专制继承权保留在袁世凯手中。为此设计了一道煞费苦心的程序，并于12月29日以“总统继承权法”为名正式颁布，共和国总统选择三个人，他们的名字被放置在宫殿内一间石屋的金盒子里，只有在这个国家自封的统帅死去或无行为能力之时才能打开金盒子。这部珍奇的法律——傀儡参议院的作品——还无所顾忌地把总统任期改为十年，且可以无限期连任。如果突然出现选举的必要，那么由立法院的五十名成员和参议院的五十名成员组成选举团，总统候选人包括总统（如果他愿意）和名字在宫殿石屋金盒子里的三个人。不很清楚这些条款由谁拟定，不过至少可以确知，不是出自那个美国顾问之手。
无论如何，古德诺博士的责任非常大；因为根据他的见解，这整套方案的基调 [附注：值得注意的是，古德诺博士在德国完成了他的全部宪法研究，专门研究行政法，幸好这套法律没有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构想中。] 定为“权力集中”——一条鹦鹉学舌的短语，比曾经来到中国的其它词条都更能迷惑人，这种模式——除了在战争状态下有必要——在现代政治中不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正是这种论调吸引了袁世凯。虽然作为总统，他是陆军和海军的当然总司令，但他现在把这个办公室变成了皇城内的一个嫡系的、特殊的机构。新独裁政权的魅影不断浮现在他的宫殿上，数十名官员被任命到数十个部门，直接把这个国家的军队控制权集中到这位先生手中。与此同时，为了安抚各省指挥官，在北平设立了“将军府”，把相中者安顿在这里，借此削弱其势力。在这里，他们可以领取丰厚的薪资，闲暇地度过整天，谈论未曾参与过的战役，以及彼此勾心斗角，后两件事情是中国老派人物的长袖善舞之事。具有些军事素养的各省军队逐渐解散，而许多公开威胁仁政的痞子和流氓则保留武器在手上，用来支撑肃杀的警察统治。这个独裁者性格中隐含的虚伪和怯弱其实很明显，他从不敢触碰恶棍将领张勋的军队，此人多年来不断制造麻烦，差点把中国卷入与日本的战争——在所谓的二次革命（1913年7-8月）期间，攻占南京后在街头残杀了几个日本平民。张勋不仅没有解散军队，反而不断扩充他的三万名兵员，藉口扬子江流域监察长{即:长江巡阅使}的职位——因其拒绝支持南方反叛者而获封此职位——需要更强的兵力。袁世凯一半是害怕他，同时发现在各个时期都可以将其作为对抗其他各省将领的平衡力量；无论如何，不值得冒任何风险去击倒这种人。因为张勋的人马是被安放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浦口铁路两边，所以随时可以命令他立即进入扬子江流域，让那里始终处于刀光剑影的威胁之下。
现在袁世凯已经编织好又远又宽的网络。他甚至还在美国各地雇佣了新闻代理人，为了维持有利于他的美国公众舆论，还希望在必要时能够请求他们给予援助，以对付他终身的敌人——日本。本书作者知道这些宣传的准确细节及花费的金额；作者没有公布这些内容，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至于英国，则没有必要再花钱打理。过往的机缘巧合已经让北平的英国代表成为了老朋友，从这个独裁者在朝鲜的那些日子开始，英国代表就跟他关系密切；因为执著于英国式的热爱超级英雄，这位代表相信这样一个奇才不会犯什么错误。英国在中国的政策某种程度上讲一直是个变数，原因是对于这个遥远国度的关注时断时续，在这段时期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一种不利于国际福祉的状态。
问题在缓慢迂回、摇摆不定地向前发展。由于看起来中国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府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和道义上再作恶，北平的各国公使采取了漠不关心的姿态，任由袁世凯将其个人意志强加于人民。一群外国顾问被任命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装点政治门面，不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受到指责，不过他们乐于在各自的公使馆和总统府之间来回跑动，各国列强都自认为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很明显，在袁世凯看来，各国公使馆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跟各省会在国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相同：只要让两者停留在慈祥可亲的中立位置，那么主要的问题——巩固独裁权力——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推进。不过财政仍然非常吃紧，又一笔2,500万英镑的贷款被认为不可避免——仅1914年的累计赤字估计达3,800万英镑。虽然这种财力不足的状况很令人心烦，但是中国的资源足以维持账户，过一天算一天。铁路方面取得了些进展，外国公司获得了宽松的特许经营权，这项政策曾经在一段短时间里得到很大的推动，当时孙逸仙先生在上海主管国家铁路局，大力发展更好的交通，1913年他被发现在秘密订购速射枪，于是被解职。还有些问题也很烦人并且没法解决，例如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固执坚定，以及内蒙古没完没了的反叛——那里距离北平如此接近，以至于必须不断召集军队。不过总体讲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列强和中国民众都越来越不关心这种奇特的事态，而是任其发展。
然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日本。日本从未放松对复杂问题的理解，一直保持警觉和敏锐，在其他各方冷漠懈怠的时候，日本在努力争取时间。知道出击的时刻将要临近，早在欧洲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暗地里在中国非常活跃，欧洲战争给了她渴望已久的机会；主要是因为日本，中国的这颗似乎将近成熟的梨，最后干枯在树上。
5-15. The Factor Of Japan │ 日本因素
◊ 从1914年8月1日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1月18日提交「二十一条」◊
欧洲战争的霹雳打破了中国本不稳定的平静，不是因为中国人明白那些将要通过拼杀和勇气来解决的大问题，而是因为胶州的德国殖民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德国巡洋舰在黄海的活动把战争带到了中国的大门口。袁世凯朦胧地意识到这可能会给自己的宏伟计划带来灾难，实际上他当时正在与德国公使试探性地谈判归还胶州领土，这时候消息传来，日本与其英国盟友快速协商之后，已经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要求德国将其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移交给日本，这些利益是通过1898年的大租赁而强制获取。
袁世凯立刻意识到，困扰自己一生的复仇女神再次紧逼到身后。在日本人对胶州的攻击中，他预感到情势会非常复杂，即使动用他的无与伦比的外交能力也可能无法化解纷争；因为从之前的痛苦经历中，他清楚地知道，日本人无论踏足哪里，他们都会留驻下来。接下来两年的历史都是围绕着日本这单独一项因素。袁世凯本来是中国这幅画作上无可争议的中心人物，突然间因恐惧而变得屈从于日本的干涉，日本的介入像黑云般始终笼罩着他，从1914年8月15日到1916年6月6日戏剧性地离世，日本因素一直影响着他的举动。我们得尝试写出真实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要用有说服力的方式为纯粹的西方读者论述日本的问题非常困难，因为日本的政策有截然不同的两方面，似乎完全相互矛盾；不过针对不同的外交目标，对应的政策还是很好理解。东京的政治家具有非凡的容纳不同观点的能力，他们很久以前就察觉到有必要制定两套独立的政策——适用于东亚的东方政策和适用于西方国家的西方政策，因为东方和西方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不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至少迄今还不能）。对西方的政策坦率大气，完全掌握在有学识、有气质的人才手中，这些人大都在欧洲和美国的学校接受过教育，完全能够按照外交传统习俗处理所有的事务；对东方的政策则出自于蒙昧主义者之手，他们幻想的目标是军方认为能够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大项目。因此日本的立场始终存在着矛盾，人们曾经徒劳地寻求调和两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部世界分裂为两个思想流派：一派毫不保留地相信日本的真诚；另一派对其破口大骂，宣称她是全世界最不懂得公平比赛和诚实交道的国家。这两种观点都很牵强。日本和世界上的其它政府一样，其行为的渊源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背信弃义，而只是许多难免会犯错误的人事实上在犯错误，同时日本自身的行政管理也很特别。这里处于世界的最边缘，远离任何威胁，君权神授的信条——在欧洲被当作异教徒时代的糟粕而被谴责和解体——没有受到影响，仍然在散发着原始的荣耀。高度贵族化的宫廷是世界上拥有最复杂和精心守护的等级制度的范例之一，主政的君王声称自己是2,500年前威严的神武天皇的直系后裔，跟从前一样发号施令，细致复杂的礼仪左右着每个动作、每项决定、每份协议。有某种元素深度交织在这种奇特的政治中，这种元素跟世界洪流大相径庭，并且正在狂暴地冲向终结，为此可能得原谅我们需要额外介绍某些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
日本人的全部神权观念得源于中国，就如同他们的所有文字和知识得源于中国一样，他们仍然在名义上将国家统治者视作天地之间的纽带和统治宇宙的中心。虽然今天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遍布日本的各个城市，在这个迷信已经被抛弃的时代，他们也充分意识到这种信条的荒诞性质，但是尚未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改，因为——这是重要的原因——日本社会的结构已经成型；如果没有暴烈的剧变将军事宗派体系不可逆转地猛掷向地面，那么绝对不可能承认人类平等，也不可能摧毁这套人神理论。只要这两个特征存在，只要有特权的军事团体支持和努力构建全能的人神理论，日本就会是一个国际危险点，因为缺乏民主制度来约束，这场战争已经表明制度约束对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绝对必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将无法达到与其国民的艺术天赋和勤勉耐劳相匹配的地位，必然会蹒跚落后于世界的进步，除非对其宪法进行非常彻底的修改。古风遗俗滋生的各种缺陷如此之大，将对中国及日本自身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因此应该加以完整的理解。如果剥开肤浅的表层，日本的历史具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特性；仿佛沉浸在英武的血气中。尚武学说——正在欧洲以最原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日本一直属于英雄行为，这套体系让普通的国民如此着迷，直到最近它的国际蕴义还没有被认识到。日本社会的封建组织产生于1,500年前对这片岛屿的武力征服，这些组织阻碍了中央集权推行各项措施，因为天皇——依靠先祖的神明美德而不是任何明确的政治理论——除了将自己装扮得类似圣人，在各方面都虚弱无力，所以他不得不依靠那些大霸王来执行命令以及防御敌人。军事头衔“野蛮人征服将军”在800年前首次颁授给一名了不起的氏族首领，在当时是合乎常情的举动，我们须记得那时候本土原生的种族还没有被赶出主岛，仍然在抵抗日本文化的推进浪潮，日本文明本身汇聚了来自亚洲大陆和马来亚群岛的几条对抗性的溪流。这种武力纷争贯穿着日本的历史，造成了无休止的局部战争和对武士的赞美。十六世纪丰臣秀吉试图将常胜将军的印象带进朝鲜，虽然未成功，但是直接导致了十七世纪初幕府时代的正式确立，军事独裁统治是进犯朝鲜的反向结果，是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已经证明的巨大乱源。这种世袭的军事独裁统治持续了超过两个半世纪，是中国和日本社会现实的绝佳标本，神权政治的构想在那里行不通，除了在远古时代，他们的文化讲究组织而不是规则，拒绝崇拜那些不会说话的列王。虽然1868年的王政复古在名义上将1603年以来旁落的王权回归给天皇，但是权力的移交虚幻而不真实，继承幕府执政的新型军事机构变成为天皇复位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说，是日本新募军队的领导团体继承了真正的权力，这些新组建的军队后来镇压了萨摩叛乱，充分证明了事实上是他们在掌权，他们可以打翻最骄傲、最刚勇的武士，顺便宣称现代军火武器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74年——也就是明治天皇复位六年之后——这些情况就已经引起日本社会最广泛的关注，进而非常有力地推动制定宪法和民选议会。在有名的贵族板垣退助的带领下，日本自由派在25年多之前就在抵制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那些日子里，虽然收回关税和司法自治权、修改与外国订立的条约等问题更加紧迫，但是对外的问题常常让位于宪法运动的激烈争论。
然而，直到1889年日本才终于颁布了宪法，那部文献是来自官方的礼物，只不过是有条件地准许部分人成为政府程序的见证人，完全不可能参与控制。1890年召集的第一届国会就足以证明这条论述。接下来立刻就爆发了关于财政问题的冲突，导致财政部长辞职。从那时候开始连续27年，日本国会一直在凄凉无助地争取权力，除了通过革命他们永远得不到那份权力，社会主义很自然地被统治阶级看作为虚无主义，同时自1905年的东京骚乱以来，暴徒的威胁一直非常严重。
由于所有日本人对天皇的礼仪上的尊重，在这场长期的争斗中，主要的问题被刻意地模糊了。忠诚而顺服的人们对统治者的崇拜传统——其起源已经消失在古旧的迷雾中，将日益高涨的、本来针对君权神授的古老原则的抗争，转变成了与党派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每当他们维护本无可辩驳的宪法理念时，国民就说他们“违宪”。于是今天我们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虽然从其本质上来说，日本自由派必定是革命性的——即先是破坏性然后才是建设性，但是他们假装失明，冀望经过劝说而不是武力抗争，议会政府的原则就会以某种方式被政治体制和天皇接受，他们置身于争论之外，变得满足于接受一套被严重修改的规则。
从所有的历史看，这种希望似乎都只能是空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宗派团体远未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他们就像俄国的官僚机构一样不会放弃权力。在那种情况下，唯一有力的手段是曾经用过的武力；在日本，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提到这最后的招数就会被立即逮捕。军事首领们躲在天皇的身后，仍然很顽固，名义上是从帝王的指令中获得后来的独裁权力，迄今尚未发生任何事情会让他们放弃特权。通过逐渐适应当前的状况，现在形成了一套打算长期施用的规则。通过不法手段在众议院重新获得“多数”，看似获得国民支持的独裁政府又增添了活力，宣布对世界上其他自由国民有益的事情都对日本有害，日本国民必须满足于已经得到的，绝不允许质疑特权团体的超人智慧。作者认为，对于世界和平极其重要的是，应该由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日本军政府的持续存在对所有人都是危害，因为它像沙皇专制一样过时陈旧，对中国这种无防备的国家构成持久的威胁。只要军政府仍然存在，日本就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就不能在自由强国的会议厅中获得同等的权利。
如果要完全理解1914年8月15日出现的状况，那么有必要将中日关系的线索拉回到很多年前。熟悉各位演员和前后至少30年的场景非常重要，这样才能看明白完整的画面、着色的光彩、以及所有匠心之作蕴含的提示。中日间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不仅仅是跨越多年的枯燥无味的外交活动。随着命运的穿梭往复，这些紧密缠绕的各种关系线索编织成为包含整个远东地区的图案，到今天我们看到这幅图案仿佛是一张完整的哥白林挂毯，涵义丰富，动感十足，让学者痴迷。
5-2
让我们先关注些窗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断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是起源于朝鲜，那时候朝鲜是个附庸国，承认北平的宗主权；冲突本该结束在那里，因为两位主角在争夺支配权的打斗中，日本已经无可争议地取胜。这种说法不完整，是危险的错误。在30年前的那段重要时期，袁世凯首次作为帝国侨民的将官去到首尔（根据1882年与美国签订的条约，朝鲜“打开门户”，于是中国被迫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三个对平衡东亚势力都感兴趣的参赛者——俄国、中国、和日本——不断将朝鲜作为战场互相对抗。这场对抗的结局是排在前面的两名失去势力，同时比赛场地从朝鲜转移到了满洲里；并且从那里逐渐扩展到更远的地方，直到最后不仅将内蒙古和面向长城的广阔地带包括在内，而且中国自身的整个局面都被改变。这些重要的事实必须被注意到。1904–05年的俄国战争证明了沙皇专制在国际军事对抗中完全没有价值，在那之前日本基本上甘愿在远东地区居于从属地位。1895年（朝鲜战争之后）日本曾经试图充当一个大陆强国，结果尝到了苦果——被迫归还辽东半岛，被迫变得举止规矩，这种规矩的举止在1900年很好地体现出来，当时日本的北平远征军行为端正、英勇顽强、令世人钦佩。不过与俄国的战争和沙皇进犯满洲的失败，不仅让日本回到了从未奢望会再次看到的地域，而且还收获了现成的铁路系统，借助这套铁路系统，日本差不多挺进到松花江，将绵延至兴安岭山脉的广阔草原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这次西进极大地拓展了日本的政治视野，完全改变了日本的视点，东京的政客兴奋地扔掉古旧的眼镜，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视力完全跟欧洲人的视力同样的好。现在看到了其他人早就看到的这个世界，他们的理解是，国家就像个人一样，生存竞争的最简单之道是采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不停的进攻，而不是写些无意义的电讯稿件。在俄国战争之前，日本曾向俄国提交了一系列庄重的文件，诚挚地希望公平地解决争端，但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结果不仅在战场上取胜，而且发现了这条战争原则。
这一发现必然衍生出新政策。在80年代，日本乐于以谦恭腼腆的方式行事，在90年代也是如此，虽然程度有所减弱，因为她竭力避免太过猛烈地试验其尚不成熟的力量。现在由于几名对手接连溃败，日本不仅发现迫不得已的进攻却是最安全的行动，而且还据此认为，持续不懈地施加最大的压力必然会最为成功。这条结论非常重要。如同英国在亚洲的首要信条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占领具有战略地位的港口，从而威胁到她的海上交通，现在日本的主导政策也变得不再是浅薄之人猜想的东方门罗主义，而是“最大压力学说”。此后每个日本人都认为，尽全力施压于中国至关重要；自1905年成型以后，所有的外交模式都是本着这种精神被编织出来。任何人在掌握这一讯号事实之前，不可能对当前局势的演变作出有价值的分析。拥护并不断加强这项政策的，是在教育和大幅提升的物质繁荣之下，迅速培养起来的大批新人。从海中升腾而出的野心，令这些持海盗逻辑的人发起连串攻击；自然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于中国会表现出海怪的狰狞，同时中国看上去像不幸的安德洛墨达{即: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被绑在石头上，一直在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珀尔修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1911年中国发生的革命完全出乎日本的意料。虽然大规模的反抗在预期之中——中国的革命党多年来一直把日本作为庇护所和行动基地，但从来没有人预料到一个古老的王朝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推翻。用计谋而不是战争导致的满族退位被日本视为近乎于一场灾难，因为它让前景变得复杂，打碎了多年来精心编织的图案，插入了些无法有序放置的、不和谐的元素。不仅是一套整合有序的国家体系突然间被付之一炬，而且摧枯拉朽伴生的影响可能会极为广泛，甚至于整个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将被完全改变。日本的政治家们想要的是一个弱小的中国——最终会求助于日本这个同源的种族，而不是一个期待从法国大革命中寻找灵感的中国。对于像日本这样难以适应突兀意外的群体来说，这整件事情都带有铤而走险的色彩，让他们大为震惊，同时让他们立刻决定要把所有力量都用于将情势恢复到最初的起点，这样才对他们最有利。出于这种原因，日本不仅在1911年曾打算向满族提供武力支援，而且还可能会迅速地付诸实践，如果不是英国私下听到这个行动计划并强烈反对。即使眼下日本已经暂时调整了其政策，政治学者们仍然需要记住，皇朝统治的影响在东京从未远离，他们认为中国的合法主权仍然属于满族王室，自1911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违规违宪的。
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因素需要留意：首先是在媒体的助推下日本民众表现出来的中国热，这个年轻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发源于东京流派，并且已经历了革命；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所有阶层的日本人对于那个傲然胜出者——袁世凯——所怀有的深刻、持久、无法消除的憎恨。在1911–1914年期间，这两项特别的因素完全渗入到日本政治外交的其它元素中；两者之中，第二项因素必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回头从朝鲜说起，当时袁世凯的非凡外交才能不断让竞争对手日本落败，让朝鲜宫廷对中国的建议惟命是从，直到1894年战争的第一枪打响，这份过往的嫌恶演变为强烈的仇恨，已成为固定的印迹。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时期，日本受制于世界舆论以及必须与其它大国在金融上打交道，直到1914年8月才看到渴望已久的机会，于是日本准备以最惊人的方式行动。
进攻胶州的战役在日本公众中从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正当条款要求日本介入那样遥远的问题，英国对德国的战争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离他们很遥远。虽然缘于1895年的干预，日本对德国有些仇视，但不能忘记，就像日本海军是脱胎于英国海军一样，日本陆军是脱胎于德国陆军，而主要是日本陆军的首领在控制日本。
这些人不喜欢在一场不感兴趣的比赛中“损坏他们的军队”。在国外还存在这种感觉，是英国在呼吁盟友执行联盟的基本条款，这显得英国在讨价还价中占了上风，英国还在利用其原有的优势，可能对日本未来的世界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有必要强调的是，日本官方对英国外交部长期以来给予袁世凯政权的默许支持感到不满。英国在中国的活动更多地是消遣而不是挂心，这种表现激怒了日本——特别是英国外交部以白皮书的形式转发了袁世凯的公开声明，让这些声明听起来好像是对当代历史的贡献。因此在前一年（1913年），日本发布了名为“中国事务”的文本，外交上正式否认中华帝国总统的抱负志向，日本人将袁世凯的声明归列为有预谋的谎言和推定行为，因为其措辞表明作者本人打算背弃日本。这个独裁者宣称：
“……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我——袁世凯——钦佩尧帝和舜帝树立的先例，他们将国家视为公共利益集合体，相信历史将一个王朝记录为好还是坏，与为公精神或利己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到中年之际，我对外交事务更加熟悉，被法国和美国的令人钦佩的共和制度所震撼，感觉它们是古代民主规程的真实化身。去年从武昌开始的爱国运动得到所有各省的回响共鸣，让这个有2,000年专制传统的古老国家一下子接纳了共和制政体。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在生命的后半程看到这辉煌的一天；我曾经希望可以隐居在自己的家中，献上对和平时代的祝福。
但是我的同胞们再次给予我荣耀，迫切地要求我再次担负重任，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已经表明，整个中国绝不再允许君主制的存在。在就职典礼上，我再次面对苍天大地宣读了那段庄严的誓言。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各省的愚昧无知之徒大肆捏造谣言欺骗民众，还引用拿破仑一世的生命历程来支撑他们的臆想猜测。最好不要查问他们的动机；有些可能是因为误解，另外的则是蓄意作恶。
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六个月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各个强国承认的可能，而各省的秩序远未恢复。我们的命运悬而未决；最轻微的疏忽都可能会失去所有。我承担着这一艰巨的职责，感到自己有责任掌好舵，希望能够成功地抵御住狂风巨浪。
虽然公职人员正在竭尽全力地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观众似乎难以保持宽容的忍耐。他们忘记了，我从同胞那里得到这项责任，不可能冷漠地旁观国家的命运不知何时才达到平衡。如果我自己都认为这项任务不可能，只是轻易地顺从默许，那么共和国的未来将会变得无可补救，其他人可能不会责备我，但我自己的良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安宁。
在广阔天空的映照下，我的胸怀坦荡。在这个建设国家同时又存在可怕危机的时期，这些相互间的猜疑如何找到一席之地？我再一次发布这项声明；如果你们——我的同胞——确实把中国的安危置于所有的其它考虑因素之前，那么你理应心胸开阔。要留心那些似是而非的诽谤声音，不要为促成无政府状态提供平台。如果心怀邪恶之人——他们一心想搞破坏——抓住借口将争执扩展到危险的境地，我——袁世凯——将会按照同胞们的要求，将这些人从人群中驱除。
有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有责任向你们展示内心深处的思考，这样可能会驱散猜疑。知道我的想法的人有权利对此提出批评。舆论应该对此适当留意。”
此外袁世凯还说明了他挑选聘用的外国顾问，决心要继续展示他对日本的怀疑和敌意。在1913年11月4日的政变之后，国会被解散，是个美国顾问在着手起草新“宪法”；日本的有贺博士在领取高薪帮助和驱策这项工作，有贺因为支持这个独裁统治而被他的大部分同胞视为叛徒。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袁世凯在东京大手笔贿赂某些日本新闻机构，还试图在日本议员中赢得支持者。流传的惊人故事牵涉到日本高官，本书作者没有直接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是因为无法得到证明文件。不管实情可能是怎样，东京感觉到时间已经到来，必须对两国之间的关系给出恰当的定义，后来东京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伴随着袁世凯在山东公开宣布一小片战争区域，让日本只身对德国发起战争，面对日本的威严表现出他的中立姿态。日本人在1914年底之前攻占了胶州，决定接受在中国事实上存在的这个独裁政府。于是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臣日置益博士亲自向袁世凯提交了有名的「二十一条」，罗列的条件旨在满足日本政策现在和将来的每项需要，并将中国降格到附属国状态。
6-16. The Twenty-One Demands │ 二十一条
尽管世界媒体那时候比较显著地报道了这起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惊人事件，但是仍然存在着如此多的谜团，每篇报道都伴随着多种版本的官方否认，即使到今天，日本胁迫中国的本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这场惊险行动对未来的影响也估计不足。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公布事实，没有引发英国采取外交行动，那么毫无疑问日本会强行推进，而中国的主权独立现在基本上就已成为过去式。幸运的是，中国在需要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愿意救助她的人；结果是，虽然中国在这些谈判中失去了些东西，但日本非常明显地未能得逞，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中国在临近最后通牒的第十一个小时、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实际上将最终让她付出比完全失败更大的代价，因为中国人的戒心和敌视现在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在这里只能够准确地记录这一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历史章节；有必要密切关注下附的大量文件，因为我们认为，充分理解这些文件对于确保远东的未来和平至关重要。让我们先给出原始文件的官方文本：
日本的原版「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大臣日置益先生向袁世凯总统递交的翻译文件。
第一组 / Group 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希望维持东亚和平，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睦邻相处，同意以下条款：
| 第1条. | 中国政府保证完全同意日本政府今后与德国政府之间达成一致的所有事项，关于处置德国根据条约或其它方式取得的在山东省的所有权利、利益、租借地。 |
| 第2条. | 中国政府声明，在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地带，所有领土或岛屿不得以任何理由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国家。 |
| 第3条. | 中国政府同意日本从烟台或龙口修建铁路连结胶州-济南铁路。 |
| 第4条. | 中国政府同意，为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考量，尽快自行开放山东省内某些重要城镇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哪些城镇将在另外的协议中共同决定。 |
第二组 / Group II
中国政府既已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以下条款：
| 第1条. | 缔约双方同意，旅顺港和大连港的租赁期限以及南满铁路和安东-奉天铁路的租赁期限延长至99年。 |
| 第2条. | 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日本国民有权租赁或拥有土地，用以修筑贸易和生产所需的合适建筑物，或用于农业项目。 |
| 第3条. | 日本国民可以自由地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和旅行，以及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和生产。 |
| 第4条. | 中国政府同意给予日本国民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开掘矿产的权利。关于开掘哪些矿产应该共同决定。 |
| 第5条. | 中国政府同意，对于下文提到的（两类）情形，应在采取行动前首先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
|
| 第6条. | 中国政府同意，如果中国政府在南满洲或内蒙古东部聘用行政、金融、军事顾问或教官，应该首先征求日本政府的意见。 |
| 第7条. | 中国政府同意将吉林-长春铁路的控制和管理移交给日本政府，自签署本协议起为期99年。 |
第三组 / Group II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考虑到日本金融机构和汉冶萍公司目前已建立起紧密联系，希望进一步推进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意以下条款：
| 第1条. | 缔约双方同意，在适当的时候让汉冶萍公司成为两国的联营企业；同时双方还同意，未经日本事先许可，中国不得自行处置上述公司的任何性质的权益和财产，也不得让上述公司自行处置。 |
| 第2条. | 中国政府同意，未经汉冶萍公司许可，在其拥有的所有矿山及邻近地区，不允许公司以外的其他人员从事活动；并且还同意，如果有人希望从事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上述公司利益的活动，应该首先获得该公司的许可。 |
第四组 / Group IV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为了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意下列特别条款：
中国政府保证不将沿海的任何港口、海湾、或岛屿割让或租借给第三国。
第五组 / Group V
| 第1条. | 中国中央政府必须在行政、金融、和军队事务中聘请有影响力的日本顾问。 |
| 第2条. | 中国境内的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享有土地所有权。 |
| 第3条. | 由于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对于两国警方处理争议案件存在许多分歧，因此（在中国）重要城市的警察局有必要由日本人和中国人共同管理，或者在这些地方的警察局大量雇佣日本人，以便他们可以帮助规划和改善中国的警务。 |
| 第4条. | 中国必须从日本采购政府所需要的全部武器弹药中的固定数量（比如50％或以上），或者在中国境内设立一家中日合作兵工厂；聘请日本技术专家，购买日本原材料。 |
| 第5条. | 中国同意授权日本建设连接武昌与九江和南昌的一条铁路、连接南昌和杭州的另一条铁路、以及连接南昌和潮州的另一条铁路。 |
| 第6条. | 如果中国需要外国资本在福建省开发矿山、铺设铁路、修建港口工程（包括码头），应该首先咨询日本。 |
| 第7条. | 中国同意日本国民有权在中国传教。[附注：指传讲佛教。] |
日本的五组要求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不是因为它们的排列顺序或措辞风格，而是因为每个用词都展现出思想深处独特而活跃的化学元素。研究中文原版就仿佛进入到日本人大脑中的隐秘凹槽，在那片暗黑的空间寻找到所有一切：受到某些限制的野心，被鲁莽打败的犹豫不决，高尚屈服于卑鄙，伪装成节制的傲慢。倘若对远东的政治和语言有深入的了解，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按照最初构思的顺序重新编写这些要求，以及追踪其起源的天然轨迹。遗憾的是，官方翻译中丢失了很多内涵，中文原版中显露出的威胁被部分地遮掩了：因为要将东方的思维转换到西方的模板，就像将柔软敏感的东方人手上的指甲改造成盔甲护身、冷酷无情的西方式样，必须得演变，可能令人不愉快，但绝不刻毒伤人。研究这个问题越多，政治学者就越能明白，1月18日的这起事件相当于一场国际政变，注定会在政治新书中成为经典。纵览全部「二十一条」，很容易看出交战的欲望，对既成事实的酷爱，挣扎于必须遵守外交上的陈规惯例，又时常破坏这些惯例。随着想法的明确和情节的发展，不再掩盖每句话背后的真实意图，欢呼声越来越响亮，仿佛垂涎的战利品中国已经被牢牢抓住。可以看到日本这个国家从各项条约——这些条约自1860年以来一直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束缚中挣脱出来，疯狂地穿过古旧中国的残垣断墙，热烈地争论着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抢掠的赃物。
第一组要求是关于在山东的胜利果实，这些不会缠住我们，因为刚在那里展开的事件已经讲述了这些条款的故事。在山东，我们看到简单易懂的历史重复，重复1905年的历史和日俄战争的清算协议。虽然第一组的合理位置应该在满洲问题之后，但是被放在条款清单的最前面，显然其目的是要吸引人们注意到日本与德国交战的事实，并且仍然在交战。不过在战争结束后，这首嘹亮的号角乐曲无法用来掩盖此事实：紧接着俄国在满洲里的溃败，山东的命运是让西方国家注意观看的大教训。日本曾经反复宣告会用她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来维护东方的和平，如今已找到独此一种满意方案——有条不紊地吞并所有值得争抢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还好。第二组插入了一段特别的序言，不仅涵盖南满洲，而且包括内蒙古东部，是精巧的安排，籍此表明体现在山东的那份征战热情必须换得某种程度上的司法特权。序言暴露出无疑是精明的加藤高明在作指导，他是当时的外务大臣，参与了日本自1902年首个“英日条约”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事务，他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庄严风范——仍然体现在英国的官方措辞中——是应用在这里的绝妙手法。序言很英国化；它是如此的英国化，以至于人们几乎认为先前的推理存在错误，仿佛日本只是在要求其应得的东西。不过仔细推敲第二组，微妙之处就逐渐浮现出来。通过大胆而明确地将内蒙古东部与南满洲并列——尽管它们毫无共同之处，就相当于断言，1908年英美未能修建起南满洲到北满洲的铁路（曾经有名的锦州-瑷珲铁路计划），加上与俄国已经达成的全面协议，让中国在该地区不得不当众听命于日本这个大庄主。换句话说，第二组的序言强制性地宣称内蒙古东部已经成为满洲问题的组成部分，因为日本在欧洲列强的作为中找到了曾经的先例。
不过我们不需要被这些事情缠住。不是说满洲或毗邻的蒙古平原不重要，也不是说命运的线索在那里交织得不够浓密；而是因为中国长城以外的广阔地带肯定就是远东的佛兰德斯，下一场摧毁中国或成就中国的战争必然将会在那片土地上继续上演，就如同过去20年在那里已经发生过的其它两场战争。然而这个问题不是当前政界关心的问题；它可能是中国军队在1925年或1935年的事情。有一天中国将为满洲而战，如果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收回它，对此毋需置疑；因为满洲里完全是中国风格——人们必须记住。无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将会进展到何种程度，无论多么庞大的外国军队驻扎在那里，中国人肯定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因为他们的人口已经达到2,500万，且还在以每年50万的速度增长，在几十年内将与欧洲一流大国的人口相当。
来看第三组条款，这组触及的事情不仅立刻就变得至关重要，而且是相当新式的大胆举动，今天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因为它们涉及与政权相关的工业领域。正如原文所示，第三组是直白的扬子江流域矿产资源征收计划，主要集中在汉口周围，因为这条大河下游的大片冲积平原曾经是黄海的海底，上游省份湖南、湖北、江西是史前时期的沿海森林地带，曾经目睹海水缓慢地消退，今天蕴藏着丰富的煤和铁。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相信，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扬子江流域是最出类拔萃的；每个人都认为明白其意义就足够了。确实是这样，政治学者在仔细阅读所有的公开文件后，最后的声明是这个问题肯定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准确地说，这个所谓的英国势力范围在本来意义上根本不是飞地{即:别国境内的本国领土}；事实上，只是在部分人——那些人仍然认为还可以通过部长官员的宣称来抢先占领某地——看来似乎有这种意味。日本是第一个敢说已经成型的普遍共识是愚蠢的。当然他们知道，是一支英国军队在75年前侵入到扬子江流域，强制签订「南京条约」，首次让中国开放接纳世界贸易；但是日本并不深究英国通过那次行动换得的权利，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地区的矿产资源是无价之宝，必须以某种方式赢到手。
研究20年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这种假设是正确的。自189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以独特的方式向扬子江流域推进，为1915年的大规模索取奠定了基础。在1894-95年与中国的战争之后，她用“和平条约”{即:马关条约}在扬子江流域打开了四个港口：苏州、杭州、重庆、沙市；也就是说，她在扬子江流域的两端建立了政治商业据点，从那些地方开展计划活动。苏州和杭州临近英国的大本营上海，所以在扬子江尾部难以开展任何“渗透”工作，除了资助汽轮运输，但是在湖南和胡北的情况不同。在那些地方，日本不停地忙碌着，1903年通过一项新的条约正式打开长沙贸易港，长沙是动荡不安的湖南省的省会；多年来成为对日本具有最重要政治意义的秘密中枢，是涉及湖南、湖北、江西、及大片内陆腹地的各种活动的枢纽。大冶铁矿虽然完全由中国人拥有，但已经在供应铁矿石给日本政府位于九州岛若松{即:北九州市}的铸造厂。萍乡附近富饶的煤矿，正好为中国政府在汉阳的兵工厂提供燃料；由于自己的煤矿和铁矿很少，因此日本决定用一份明确的条款尽快地获取整片地域的利益——即在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中占据主导份额。[附注：读者会注意到，“汉冶萍公司”这个词条是将表示3家企业的字符合成在一起。] 通过向这些以汉冶萍为名组合在一起的企业提供贷款，日本很早就建立起声索权，在心理上将其转变成国际问题。
我们可以很快看完第四组条款，这组不太重要，在没有与资深盟友协商的情况下，日本自行要求中国声明将来不租借港口和岛屿，试图籍此承担起中国领土的保护责任，这份责任在历史上并不属于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希望让世人理解这种作法是为了阻止德国在战后获得新的立足点，但实际上第四组是对其它国家的警告，原因之一是日本认为美国正在考虑重建福建省的福州兵工厂，重建之后必然会租借毗邻的港口，比如三都澳。
直到我们看到第五组条款，日本提出这些要求的真正目的才变得清晰明了，这组中有七条概述的要求，是决定性之一击。不仅是提到一片新的地域——福建省；不仅是规划一套日本铁路系统，这套系统将九江附近的扬子江中游作为终点，从扬子江辐射到华南沿海；还包括帮助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好似隐约闪现的外科手术刀；让日本僧侣和警察作为先头部队散布到整个中国；让日本国内的兵工厂供应所有必需的武器，如果办不到，则在中国专门建立一座日本兵工厂；让日本顾问进入到金融、行政、和各个部门——预示完整全面的政治控制。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如此这般的全盘监督计划，所以不奇怪当中国人读到此处极点时，惊呼他们将沦落到朝鲜那样的命运。提出这些条款要求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事情都披上了难以捉摸的神秘面纱，尽管外交官们多方努力，还是无法获得事态进展的可靠细节。不过人们逐渐得知，保密是由于受到日本的威胁——如果公开将会招致最严厉的报复；现在这层面纱已经完全被报纸刊物揭开，各国公使开始在东京调查。「二十一条」的性质和范围不再能够隐藏；为了回应新闻界开始表达的愤怒和英国外交使团施加的压力，日本感到有必要修改些最重要的条款。两国在中国外交部举行了24次会议，中国的谈判代表被迫在有些问题上让步，诸如延长铁路租期和满洲地域租期，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利益和权利（第一组和第二组），但在汉冶萍特许权（第三组）和恶毒的第五组等基本事项上，中国的态度坚决，甚至拒绝讨论其中某些条款。
6-2
因此日本外交使团被迫重新表述和整理全套条款资料。4月26日，在东京的直接指示下，日本外相在北平提交了经修订的清单以供重新考虑，条款要求扩展到24条（取代原来的21条，主要是因为谈判显示有必要将部分原始条款分解成较小的单位）。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第五组（其原始版本对于中国主权的冲击比1914年6月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更凶恶）被改写为传达截然不同的意思，该组标题完全被去掉，只要求看上去无害的的政府换文。有必要回顾的是，当被指责提出的要求完全违背英日同盟之要义的时候，日本政府通过其在海外各国的公使断然否认曾经向中国政府提出过那样的要求；还声称从未提出过「二十一条」，而是只有中国所陈述的14条，第五组中的7项条款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签注，日本毫无强迫的意图。本书作者完全知悉从1月18日直到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的5月7日期间在北平发生的每件事情，在此毫不犹豫地将这套说辞界定为假话。这些谈判的全部宗旨和目标是强行认可第五组。日本会乐意无限期地推迟讨论其它几组要求，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将让她丧失主权独立的条款。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第五组基本上是简单重复日本之前在朝鲜采取的伎俩，那是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作为吞并的前奏曲；虽然在中国明显不可能实施那种快速的手术，但认可这些条款意味着变成为事实上的日本保护领地。即使是粗略地研读下附的文本，也可以在每个细节中证实这些争论攸关生死：
日本修订后的要求
日本对于中国的经修订的要求，共计24条，于1915年4月26日提交。
关于原文的说明：
[修订后的条款清单是日语文本的中文翻译。在此说明，最终作决定时，将对文本措辞作修改。]
第一组 / Group 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希望维持东亚和平，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睦邻相处，同意以下条款：
| 第1条. | 中国政府保证完全同意日本政府今后与德国政府之间达成一致的所有事项，关于处置德国根据条约或其它方式取得的在山东省的所有权利、利益、租借地。 |
| 第2条. | （改为政府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在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地带，所有领土或岛屿不得以任何理由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国家。 |
| 第3条. | 中国政府同意，关于中国将自行修建的从烟台或龙口连结胶州-济南线的铁路，如果德国愿意放弃为烟台-潍县铁路线提供融资，中国将与日本财团接洽商谈贷款。 |
| 第4条. | 中国政府同意，为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考量，尽快自行开放山东省内某些合适之地作为通商口岸。 （补充政府换文） 应该开放的地域由中国政府选定，条例由中国政府起草，但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征询日本公使。 |
第二组 / Group I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着眼于发展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经济关系，同意以下条款：
| 第1条. | 缔约双方同意，旅顺港和大连港的租赁期限以及南满铁路和安东-奉天铁路的租赁期限延长至99年。 （补充政府换文） 旅顺港和大连港的租约期限将在共和国第86年亦即1997年到期。交还南满铁路给中国的日期将在共和国第91年亦即2002年。原南满铁路协议中的第12条本拟定在开通后36年可由中国赎回，现在此取消。安东-奉天铁路的租期将在共和国第96年亦即2007年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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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条. | 在南满洲的日本国民可以租赁或购买土地，用以修筑贸易和生产所需的合适建筑物，或用于农业项目。 | |||||||||||||||||||||||||||||||||
| 第3条. | 日本国民可以自由地在南满洲居住和旅行，以及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和生产。 | |||||||||||||||||||||||||||||||||
| 第3a条. | 前两条所指的日本国民，除必须向地方当局登记在现行规定下获取的通行证外，还应当遵守经日本领事批准的法律、法规、税收条例。被告人是日本人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应当由日本领事审理和裁决；被告人为中国人的案件，应当由中国当局审理和裁决。在两种情况下，都可以指派一名官员参与法庭诉讼程序。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关于土地的民事纠纷，应当由两国代表共同审理和裁决，依据中国法律和当地惯例。待相关地区的司法体系完全改革后，所有涉及日本国民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都应当全部由中国法院审理。 | |||||||||||||||||||||||||||||||||
| 第4条. | （改为政府换文） 中国政府同意，允许日本国民在南满洲的下列地点考查、筛选、勘探、和开采矿产，那些正在勘探或采掘的矿区除外；在采矿法令制订妥当前，应当遵循现行生效的规定。 奉天省 / Province of Feng-t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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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条. | （改为政府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将来会自行为南满洲的铁路建设筹集资金；如果需要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将首先与日本财团商谈贷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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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a条. | （改为政府换文） 中国政府同意，此后以南满洲的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贷款时（不包括关税和盐税收入，中央政府已经将其用作贷款的担保），将首先与日本财团商谈贷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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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条. | （改为政府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今后如果在南满洲聘用行政、金融、军事、或警务方面的外国顾问或教员，将首先聘用日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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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条. | 中国政府同意立即对吉林-长春铁路贷款协议作根本性的修改，依照此前中国与其它外国财团之间的铁路贷款协议为标准。如果将来在铁路贷款方面，授予外国财团的条款比现行协议更优惠，那么上述协议将按照日本的意愿再作修改。 |
中国与日本之间有关满洲的所有现行条约，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均应继续有效。
关于内蒙古东部
- 中国政府同意，今后以内蒙古东部的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贷款时，必须首先与日本政府商谈。
- 中国政府同意，自行提供资金建设内蒙古东部的铁路；如果需要外国资本，那么必须首先与日本政府商谈。
- 中国政府同意，为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考量，尽快自行开放内蒙古东部某些合适之地作为商业口岸。应该开放的地点由中国政府选定，条例由中国政府起草，但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征询日本公使。
- 如果日本人和中国人希望共同在那里开展农业和工业，中国政府应当给予许可。
第三组 / Group III
日本与汉冶萍公司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对该公司感兴趣的人与日本财团达成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应当立即答应。中国政府还同意，未经日本财团许可，不得将该公司转变为国有企业，不得没收充公，也不得让其借入和使用日本以外的其它外国资本。
第四组 / Group IV
中国将按照以下原则自行发布公告：
中国沿海的所有海湾、港口、或岛屿都不能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国家。
政府换文
- 关于融资修建从武昌连接九江-南昌线、南昌-杭州铁路、及南昌-潮州铁路，如果确定其它国家不反对，那么中国应当从日本融资。
- 关于融资修建从武昌连接九江-南昌线、南昌-杭州铁路、及南昌-潮州铁路，在日本与其它对此感兴趣的国家达成共识之前，中国政府不得从该国融资。
- 中国政府同意，不允许任何国家在福建沿海建设造船厂、军事用途的装煤站、或海军基地；也不允许建设任何其它军事设施。中国政府还同意，不使用外国资本建设上述建筑物或设施。
外交部长陆先生表述如下：
- 中国政府在将来任何时间认为必要时，将会聘请大量的日本顾问。
- 在将来任何时间，日本国民希望在中国境内租赁或购买土地设立学校或医院，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同意。
- 如果将来有合适的机会，中国政府将派遣军事官员前往日本，与日本军方商谈购买武器或合办兵工厂。
日本公使日置益(Hioki)先生表述如下：
关于传教士宣传权利的问题，将来会再次谈判。
6-3
这次文件交付之后出现了不祥的沉默。中国外交部在持续三个月的争论中已经筋疲力尽，根据总统府的指示，准备了一份关于此事的详尽备忘录。现在人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外交部当时都特别关注此事；所有人都认为，当前这种奇怪的局势非常严重。5月1日，日本公使按照预约来到中国外交部，中方向他宣读了以下备忘录，有必要理解这份备忘录，因为它显示出中国在努力了结这件事，以避免国际关系彻底破裂。还可以看出，这份备忘录显然是出于公开记录目的而撰写，处理第五组的方式是明确定义日本的责任——对其英国盟友隐瞒了内容，这些内容与“英日同盟条约”的宗旨和目标严重冲突。
备忘录 / Memorandum
1915年5月1日在外交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由外交部长向日本公使日置益先生宣读。
日本政府最初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清单包括五组，第一组是关于山东，第二组是关于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第三组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第四组要求不将沿海地区转让给外国，第五组的问题是关于国家顾问、警察队伍、军械装备、传教宣传、扬子江流域的铁路、以及福建省。中国政府深切关注日本的隐含蕴意，严肃细致地考虑了这些重大要求，决定坦率真诚地与日本政府洽谈可以协商之处。以此向日本表示中国政府持有的对于两国关系的最深切关注。
自谈判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加快进度，每周召开多达三次会议。对于第二组条款，中国政府倾向于允许日本政府在南满洲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同时认识到日本政府很重视其在该地区的利益，为满足日本的愿望，中国艰难地同意将旅顺港和大连港的25年租期、南满铁路的36年租期、安东-奉天铁路的15年租期，全部延长至99年；不再寄望在各自原本的租约期满时，收回对这些地方和资产的控制权。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对日本心存友谊的最名副其实的证据。
关于在南满洲开采矿产的权利，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允许日本人在其指定的矿区内开掘矿产。中国还同意，如果要借入外国资本在南满洲铺设铁路，或以南满洲的地方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贷款，那么日本将享有优先权。吉林-长春铁路协议的修改问题已经按照日本提出的建议解决。中国政府还同意，如果要在行政、军事、金融、和警务方面聘用外国顾问，那么首先聘用日本人。
此外，日本的原始提案中没有提及有关南满铁路回购期的规定。后来日本政府声称其含义不明确，要求中国完全取消该条款。还有，日本最初要求给予日本人在南满洲开展农牧业的权利，后来认为“农牧业”的词义不够广泛，要求用“农业企业”这条短语来代替。对于这些要求，中国政府虽然完全明白拟议的修改只是单方面有益于日本，但仍然毫不拖延地同意。这也证明了中国对日本的坦率和真诚。
至于有关山东的事宜，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大部分要求。
中国政府认为，南满洲的内陆居住问题同中国与日本和其它国家签订的条约不相容，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尽力考虑如何避免这种不相容。起初中国建议，中国当局应当对日本定居者拥有完全的管辖权。日本拒绝同意此建议。于是中国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对相关建议进行了五、六次修改，每次都作出了些明确的让步，及至同意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都应该按照现有的条约处理。只有与土地或租借合同有关的案件才由中国法院裁决，作为中国对该地区拥有主权的标志。这再次证明中国愿意尽可能地让步。
内蒙古东部目前尚未摆脱蒙昧，那里的情形与南满洲的现状完全不同。因此这两个地方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考虑。为促进对外贸易，中国同意先开放商业场所。
第三组中提到的汉冶萍公司完全是一家私营企业，中国政府不能够加以干涉，不能要求它按照本国政府的意愿去与其它国家政府洽谈，但是考虑到日本财团的利益，中国政府同意，对于该公司将来与日本财团达成的双方满意的合作安排，中国将给予许可。日本财团的利益将得到充分保护。
虽然第四组要求中国宣布不转让沿海地区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但中国政府愿意提出该项声明，只要符合中国的主权利益。因此可以看到，出于尊重日本的意愿，中国政府严肃地考虑过那些要求，即使那些要求严重影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权利、给予其它国家的均等机会、与其它国家签订的条约。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为应对局势所作的艰苦努力，日本政府应当意识到此事实。
第五组的要求全部都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其它国家的条约权利、或机会均等原则。虽然日本没有在提交给中国的清单中指明这组跟前面四组的不同点，但中国政府考虑到这组明显不可接受的性质，倾向于认为这些只是日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而别无其它目的。因此中国从最开始就宣布，尽管对日本的愿望抱有最深切的关注，但不能让其中任何条款成为与日本达成谅解的主题。如同渴望顾及日本的愿望，中国亦必须尊重自己的主权、以及现有的与其它国家的条约。为了避免将来可能的误解，为了强化友谊的基础，中国不得不反复申明拒绝就第五组的任何条款进行谈判的原因，同时考虑到日本的愿望，中国愿意声明，没有借贷外国资本用于建设福建省的港口工程。显然就这个不可谈判的问题，中国已经尽力为日本找到了解决方案。中国在逃避之说何从谈起？
现在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份经过修改的条款清单，同时宣布将归还胶州租界，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全部问题，在此向友好的日本政府提交新的答复。
在本次回复中，第一组中尚未商定的条款会再次陈述以供讨论。
第二组中略去了已经签署的条款。关于日本人在内地居住的问题，相关警务规章已经过更严格的修订。关于审理与土地和租借合同有关的案件，中国政府现在同意日本领事可派遣一名官员参与诉讼程序。
关于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归属南满洲和热河管辖范围内的4条要求，中国同意其中3条。
此外中国也同意日本修订后的关于汉冶萍公司的条款。
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会中国政府作出这些最后让步所秉持的和解精神，并立即给予同意。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当前的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同意遵守保密原则，但遗憾的是，在日本提出这些条款之后几天，一家大坂报社发表了一份“增刊”，公布了条款要求。在那之后，外国和中国媒体一直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时常发表支持中国或支持日本的评论，以期激发起全世界的猜想，中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
中国政府从未进行任何报刊宣传活动，中国外交部长已经反复向日本公使声明这一点。
最后，中国政府希望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尽快结束，外国对当前局势的担忧就可以很快消除。
北平政府虽然充分意识到目前面临的危险，但仍然敢于起草对修订后之条款的完整答复，并且将日本的多余信息减少到最低限度。不仅各项条款变得更加紧凑，而且所采用的措辞也明白无误——或说是有几分微妙地——表达出：中国现在不是一个附属国在应对宗主国。此外，在简明严肃地处理第一、二、三组之后，中文答复嘎然而止，日本清单中的其它要点完全不予回答。在下面的文本中抓住这些要点非常重要。
中国对修订后之条款的答复
中国1915年5月1日对于日本1915年4月26日修订后之条款的答复。
第一组 / Group I
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希望维持东亚和平，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睦邻相处，同意以下条款：
| 第1条. | 中国政府声明，将完全同意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此后可能达成一致的所有事项，关于处置德国根据条约或有记录的事件取得的在山东省的所有利益。 日本政府声明，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上述利益的处置方案，那么日本将把胶州租界归还给中国；并进一步承认中国政府有权参与日本和德国之间的上述谈判。 |
| 第2条. | 日本政府同意赔偿其军事行动在胶州租界周围造成的全部损失。在将胶州租界归还给中国以前，租界内的海关、电信、和邮局应当暂时按照从前的规定管理。日本为军事用途修建的铁路线和通讯线将立即拆除。当前驻扎在原租界外的日本军队现在先行撤离，原租界内的日本军队将在该租借地归还给中国后撤离。 |
| 第3条. | （改为政府换文） 中国政府声明，在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地带，所有领土或岛屿不得以任何理由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国家。 |
| 第4条. | 中国政府同意，关于中国将自行修建的从烟台或龙口连结胶州-济南线的铁路，如果德国愿意放弃为烟台-潍县铁路线提供融资，中国将与日本财团接洽商谈贷款。 |
| 第5条. | 中国政府同意，为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考量，尽快自行开放山东省内某些合适之地作为通商口岸。 （补充政府换文） 应该开放的地点由中国政府选定，条例由中国政府起草，但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征询日本公使。 |
| 第6条. | 如果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将来的谈判中未能就转让等事宜达成明确的协议，那么前述条款中的临时协议无效。 |
第二组 / Group II
[附注：日本修订后的条款清单中有六条被删除掉，因为中国外交部长和日本公使已经接受。]
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着眼于发展在南满洲的经济关系，同意以下条款：
| 第2条. | 在南满洲的日本国民可以通过与业主协商来租赁或购买土地，用以修筑贸易和生产或农业企业所需的合适建筑物。 |
| 第3条. | 日本国民可以自由地在南满洲居住和旅行，以及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和生产。 |
| 第3a条. | 前两条所指的日本国民，除必须向地方当局登记在现行规定下获取的通行证外，还应当遵守警务条例和规章，采用与中国人相同的方式纳税。民事和刑事案件应当由被告人属国当局审理和裁决，可以指派一名官员参加诉讼程序。但是所有涉及土地或由土地租借合同引起的纠纷，无论是日本人之间还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都应当由中国当局审理和裁决，日本领事可以指派一名官员参与诉讼程序。待相关地区的司法体系完全改革后，所有涉及日本国民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都应当全部由中国法院审理。 |
关于内蒙古东部（作为政府换文）
- 中国政府宣布，在内蒙古东部地区，除了归属南满洲和热河管辖范围内的关税和盐税，将来不会以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贷款。
- 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自行筹集资金，建设归属南满洲和热河管辖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铁路；如果需要外国资本，中国将首先与日本财团洽谈，只要不与其它国家已达成的协议产生冲突。
- 中国政府同意，为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考量，自行开放归属南满洲和热河管辖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某些合适之地作为商业中心。
管理上述商业中心的条例将比照中国自行开放的其它商业中心来制订。
第三组 / Group III
日本与汉冶萍公司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该公司与日本财团达成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同意。中国政府还声明，不会将该公司转变为国有企业，不会将其没收充公，也不会让其借入和使用日本以外的其它外国资本。
日本公使致中国外交部长的函件：
阁下：谨此告知有一份报告送达给我，陈述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其它国家在福建省沿海建设造船厂、军事用途的装煤站、海军基地、及其它军事设施；并且中国政府正在借贷外国资金来修建上述建筑物或设施。如果中国政府告知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我将不胜感激。
中国外交部长给日本公使的答复：
阁下：我荣幸地收到阁下的信函……作为答复，我谨此陈述，中国政府未曾允许其它国家在福建省沿海建设造船厂、军事用途的装煤站、海军基地、及其它军事设施；也不打算借贷外国资金来修建那些建筑物或设施。
6-4
在5月1日这次争论之后的48小时，北平明白日本正在考虑重要的步骤。每当国家进入危急时刻就会迅速出现在京城的那种隐约不安又变得非常明显，“最后通牒”这个词开始被低声说起。有人认为，虽然中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其权利，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宝贵的间接支持，但是世界形势很难阻止日本走向极端。因此不奇怪，日本于5月7日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48小时内对修订后的条款给予满意的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步骤。仔细研读最后通牒文本将看到措辞的有趣变化。哄骗失败了，日本“现在确信，只要她不试图吞并其它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权利，就不会被公开反对”，陈述用词非常挑衅。不过必须谨慎地指出重要的一点——日本同意“将第五组从当前的谈判中分离出来，将来单独讨论”。这仍然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到这把剑被扔回黄海水域之前，远东局势仍然危险。
日本对中国的最后通牒 / Japan’s Ultimatum to China
日本公使于1915年5月7日向中国政府递交的最后通牒：
帝国政府之所以与中国政府开展当前这次谈判，首先是努力处理日本和中国之间由战争所引发的纠纷，其次是尝试解决不利于中日亲密关系的各种问题，着眼于巩固两国之间诚挚友谊的基础，最终维护远东地区有效而持久的和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帝国政府已经在今年一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到今天已经满怀诚意和坦率与中国政府举行了多达25次会议。
在谈判过程中，帝国政府始终以和解的精神说明这些建议的宗旨和目标，同时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无论重要与否的建议，都得到了倾力关注。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帝国政府已经不遗余力地为那些问题寻求令人满意和友好的解决办法。
对整套提案的讨论事实上已经在第24次会议上结束；那是在上个月的17号。帝国政府对谈判进行了广泛的审视，考虑到中国政府提出的动议，对原始提案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并在同月26日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经修订的协议提案；与此同时还主动提议，经修订的提案被接受以后，帝国政府将在合适的时候，以公平适当的条件，将胶州地带归还给中国政府，帝国时政府在收复胶州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5月1日，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提交的经修订提案作出了答复，该答复违背了帝国政府的期望。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认真考虑经修订的提案，而且对于日本政府主动提议将胶州归还给中国政府，后者甚至没有对日本的善意和艰难之举表现出最低的感激。
从商业和军事的角度看，胶州是一片重要之地，在收复胶州的战斗中，日本帝国付出了大量的鲜血和资金，同时在收复后，帝国并没有义务将其归还给中国。不过为了增强两国未来的友好关系，日本提出了归还建议，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考虑日本的善意，没有对日本的艰难之举表现出感激。此外，中国政府不仅无视帝国政府归还胶州湾的友好提议，而且在回复经修订的提案时，甚至要求无条件的归还；中国还要求日本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因为在胶州采取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所有不可避免的损失和毁坏；中国还进一步提出了与胶州领地有关的其它要求，宣布她有权参加将来在日本和德国之间举行的和平会议。虽然中国完全明白，无条件归还胶州及赔偿那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和毁坏对于日本是绝对不能容忍，但她故意提出这些要求，宣称这是最终的、明确的答复。
由于日本不能容忍这些要求，因此无论是否妥协地解决其它问题都不符合她的利益。中国政府目前的答复总体讲来不明确、无意义。
此外，对于帝国政府修订后的其它建议，例如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日本已经发展起特别的地理、商业、工业、和战略关系，对此所有国家都已经承认，并且由于日本参与两场战争而更加引人注目，中国政府在其答复中忽视这些事实，不尊重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中国政府甚至随意修改帝国政府本着妥协精神、根据中国代表的声明拟定的条款，从而让谈判代表的声明成为空谈；眼看他们一方面承认另一方面阻拦，很难将诚实可靠和真心实意与中国当局联系起来。
至于在修订后的提案中聘用顾问、建立学校和医院、提供武器弹药、在华南建立兵工厂、特许建设铁路等方面的条款，这些条款要么附带有必须获得相关国家同意的条件，要么只是根据中国代表的声明记录在案，因此与中国的主权或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条约丝毫没有冲突，但是中国政府在答复这些建议时，声称这些建议与其主权、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条约不相容，打破了帝国政府的期望。面对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帝国政府虽然遗憾看不到进一步谈判的空间，但仍然热衷于维护远东和平，希望有一套满意的解决方案以避免两国关系受到干扰。
因此，尽管谈判已容不下耐心，帝国政府还是重新考虑了其邻国政府的感受，答应把第五组从当前的谈判中分离出来，留待将来单独讨论，两国代表已经同意此项例外处理，同时把与福建有关的条款作为政府换文。中国政府应当感激帝国政府的友好，不加修改地立即接受4月26日经修订提案中包含的第一、二、三、四组中的所有条款，以及与原来第五组中福建省有关的政府换文。
帝国政府在此再次提出建议，希望中国政府根据此建议，在5月9日下午6点前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在此宣布，如果在指定时间或之前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帝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注释 / Explanatory Note
连同最后通牒一起由日本公使于1915年5月7日递交给中国外交部长。
- 福建问题作为政府换文将另行协商，推迟到以后谈判的五项条款是（a）聘用顾问（b）建设学校和医院（c）中国南方的铁路特许权（d）武器弹药的供应和兵工厂的建设（e）传教士的布道权利。
- 接受有关福建的条款，中国政府可以采用日本公使于4月26日提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5月1日中国政府复函中所载的形式。虽然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作修改地立即接受4月26日提出的经修订的提案，但应该指出这只是陈述原则，不适用于此项条款和此项注释中的第4条和第5条。
- 如果中国政府接受最后通牒中要求的所有条款，日本政府4月26日提出的将胶州归还给中国的提议仍然有效。
- 第二组第2条关于租赁或购买土地的条款，术语“租赁”和“购买”可以使用替代性术语“临时租赁”和“永久租赁”或“协商租赁”，表示可无条件续约的长期租赁。
第二组第4条关于由日本理事会批准警务条例和规章及地方税的条款，可作为秘密协议的主题。 - 关于在内蒙古东部用地方税作抵押筹集铁路建设贷款和其它贷款的问题，类似于满洲里条款中有关事项的相同协议，其中的短语“与日本政府协商”可以使用替代性短语“与日本财团协商”。
有关在内蒙古东部开设贸易市场的条款中涉及地点和条例的细则，可以遵循在山东的先例，作为政府换文的主题。 - 修订后的条款清单第三组中的短语“对该公司感兴趣的人”，可删除“对…感兴趣的人”。
- 日文版本的正式协议及其附件应当作为官方文本，或者中文和日文均作为官方文本。
递交这份文件后引起公众恐慌的说法显得有些夸张，不过确实响起了非常严重的警报；现在已经知道，在北平的日本公使馆当时紧急发送电报给东京，表示如果此事交由在场者自行决定，那么可能争取到更好的条款。日本政府本身也刚才渡过了一段焦虑时间，收到些明确无误的警告，世界和平已经来临，强制挤压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因此日本政府没有再作其它举动，第二天，中国以下文形式表示接受最后通牒。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的答复，1915年5月8日由外交部长递送给日本公使。
本月7日下午3点，中国政府收到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连同包含七项条款的注释说明。最后通牒在结尾处希望中国政府在5月9日下午6点前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并且宣布，如果在指定时间或之前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日本政府将采取她认为必要的步骤。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除第五组中推迟到以后谈判的五项条款外，在此接受第一、二、三、四组中的所有条款，以及4月26日的修订后提案中所载的与第五组福建省有关的政府换文，根据日本政府最后通牒附带的包含七项条款的注释说明，在此希望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籍此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特此请日本公使指定时间致电外交部，对文本字面作改进，尽快签署协议。
这样结束了有史以来在北平发生过的最非同寻常的外交谈判之一。
7-17. The Origin Of The Twenty-One Demands │「二十一条」的起源
在几场谈判尚在进行的过程中，有人将文件的译本匿名寄给了本书作者，没有注明寄自何处。这个信封中的文件非常有趣，在所有历史学者手里都值得关注，解释说明了「二十一条」的心理学动机，以及日本看待这场世界大战的角度方式。
第一份文件纯粹是导言，但仍然很有趣；是袁世凯和日本公使之间的重要对话的片段或摘要，当时后者亲自将「二十一条」递交给共和国总统，并借此机会说了些北平在其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话。
这份摘要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开始。在“日本公使试图用下面的话来影响总统袁世凯”之后，是几行长长的星号，表明这位不知名的记录者经过思考后决定，出于最重要的政治原因，其他人只能猜测“对话”是如何开启的。从上下文看来很清楚，被删除的语句是讲在中国重建帝国的可能性，这条推论非常重要，考虑到今年晚些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找不到理由怀疑日本特使实际上是在告诉袁世凯，既然差不多已经是帝王了，那么就有权一锤定音地解决整件事情，并确保其地位。不管怎样，这份摘要是以这些有启示性的句子开始：
……此外，中国的革命者与许多不负责任的日本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其中一些日本人的影响力很大，他们主张采取强硬手段。我国政府还没有受到此类政策的影响，但是如果贵国政府不迅速同意这些条款，就不可能阻止那些不负责任的人煽动华人革命者在中国制造麻烦。
大多数日本人还反对袁总统和袁氏政府。他们都认为总统你接纳了反对日本的态度，采取的是“交结远邦”（欧洲和美国）、“对抗近邻”（日本）的政策。日本舆论对此非常敌视。
我国政府从头到尾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迅速同意这些条款，就相当于表明对日本的友好。
那样日本人民就会说总统你从未接受反对日本的态度，也没有采取“交结远邦、对抗近邻”的政策。难道这不正是我们之间友好关系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吗？
那样日本政府也会乐于向袁总统的政府提供必要时的援助……
我们无疑生活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一些最珍贵的原则正在变成废纸。在世界大战造成的一片混乱中，很难找到比这几段更特别的文字。日本通过其官方代表，大胆地撕去隐藏其野心的面纱，利用当时的中国革命活动给北平政府造成的实在威胁，饶舌地宣称，除非总统袁世凯听命于东京，否则25年前在首尔开始的争斗将重新再来。
紧接“对话”之后是档案的主要文件；完全是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分为两部分，包含有日本秘密团体黑龙会鼓吹的政策，据说黑龙会是得名于其成员（军官）研究了满洲里的黑龙江（或“黑龙”）省的情况。这份备忘录是自1896年著名的“卡西尼公约”发表以来被曝光的最引人注目的关于远东的文件。据推测是写于1914年深秋，写好后立即呈交给日本政府，被认为是1915年1月18日引发日本采取行动的引信。文件显示出对世界局势的充分了解，公正严谨，无疑是有重量级的日本人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可以被看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的真实心态写照，因此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担忧。第一部分是对欧洲战争和中国问题的综述；第二部分是关于中日防御联盟，被当作日本所有外交努力的目标。
第一部分：欧洲战争和中国问题
目前在欧洲的大规模战争史无前例。不仅欧洲的平衡会受到影响，而且会波及全球，其结果将重新创造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纪元。日本帝国政府是否能够解决远东问题，进而实现宏大的帝国政策，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娴熟地把握好世界的大趋势，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制定一套针对中国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如果我们的官方和大众对当前的欧洲战争漠不关心，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进攻胶州，忽视战争的其它大问题，那么我们宏大的帝国政策将化为乌有，无法想象还有比之更大的错误。我们不得不呈交这份政策说明供当局考虑，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争论，而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福祉深为挂念。
目前没有人能够预言欧洲战争的结果。如果协约国遭遇失败，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取得胜利，那么德国军国主义无疑将统治欧洲大陆，并且向南和向东延伸到世界其它地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非常巨大而广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给予最严肃的关注。另一方面，如果德国和奥地利被盟军打垮，德国将不再是一个凯撒治下的联邦式国家。联邦将被分解为独立的州，普鲁士将不得不屈就变成二流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将因失败而分裂。他们的最终命运如何，现在没有人敢冒险预测。与此同时，俄国将吞并加利西亚和奥地利的波兰；法国将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英国将占领非洲和南太平洋的德国殖民地；塞尔维亚和黑山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部分奥地利领土；因此欧洲地图将产生巨大的变化，即使是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也不能相提并论。
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不仅是欧洲会经历巨大变化，不要忽视中国和南太平洋地区也会发生变化。在德国和奥地利失去的领土上，俄国将取代德国的位置，在欧洲将拥有控制权，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须担忧其西部边境。战争结束后，俄国将会立即致力于在东方扩张的政策，直到在中国获得控制权之前都不会放松这种努力。与此同时，英国将会加强在扬子江流域的地位，禁止任何其它国家在那里插足。法国也将在云南省做同样的事情，将云南作为进一步侵占中国的行动基地，继续扩展她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种情况，始终记得英国、俄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不仅会影响欧洲，我们可以预见也将会影响中国。
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在战争结束后会终止还是继续，我们现在无法预测。不过在欧洲恢复和平以后，这些大国肯定会把注意力转向在中国扩大他们的利益范围，而且在调整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很可能会相互冲突。如果他们之间的利益没有发生冲突，那么他们将共同努力解决中国问题。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如果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施压中国，日本帝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方针来应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适宜的手段来维持我们的影响力，在这种对抗和竞争的环境中扩展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考虑欧洲战争的最终结果，预测接下来的发展趋势，才能够决定针对中国的政策，确定最终将采取的行动。如果我们消极无为，日本帝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将失去主观能动性，我们的外交将永远受制于其它大国的联合势力。远东的和平将受到威胁，甚至日本帝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必定也会受到危害。因此现在首先要询问我们的政府，战争结束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来应对这一总体局面？正在做些什么准备来应对协约国共同施加给中国的压力？遵循什么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当欧洲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时，我们并不关心是二元君主国还是三国协约取得胜利，而是欧洲在欧亚大陆的未来影响力预期将扩大，日本帝国政府是否应该在此之前立即采用武力限制其发展。现在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时机。这样的机会在未来几百年都不会再出现。现在采取行动不仅是日本的神圣职责，而且中国目前的状况也便于执行这样的计划。我们应该立刻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将来解决中国问题时肯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日本在战后将被欧洲大国孤立，被他们羡慕和妒嫉，正如德国当前遭遇的那样。难道此刻解决中国问题对于日本还算不上是绝对必要？
没有人——即使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能否认这份文件中透露出日本人的令人震惊的心态，不仅是对于他们的敌人，还包括对于他们的朋友。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不跟任何人作朋友，不羡慕任何人；他们倾向于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全世界都会反对他们。他们论证的要点中针对英国盟友的与针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同样多；驱使日本人专注于这些事情的唯一动力，是确保日本能够阻止欧洲控制中国。很多处都提到，现在要断言谁将在这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中获胜还为时过早；也提到德国将永远是敌人。同时还预计，如果战争结果明确肯定地有利于协约国，那么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新的三强组合可能会对日本不利。虽然与英国的联盟协议——自1902年以来已续签两次——在远东地区应该占据重要地位，就如同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定在欧洲的重要性一样，但是100个日本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或关心这份协议；即使知道这份协议，也会冷漠地认为协议对于自己国家的重大国际义务无足轻重。在他们看来，与英国的联盟协议只不过是一页纸，可能在战火中被烧掉，而战火正在给世界带来可怕的阴影。与形势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自己的在乱世中拿起武器的方法。这份黑龙会备忘录的第二部分，继续逻辑严密又不屈不挠地论述其观点，展现出名副其实的政治天才的印迹，清晰坚定。
清楚地界定日本对于全世界——特别是对于由这场可怕的死亡争斗催生的组合式政治对手——的态度之后，备忘录的第二部分仅关注中国，可以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设性的，从发挥日本技能的角度概述重建中国的计划。这部分以一段阐释性的修辞语言开始。
7-2
第二部分：中国问题与防御联盟
非常重要的策略问题是，日本政府是否应该依从其神圣使命，以勇武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让中国自愿依赖于日本。为了迫使中国接受这样的依赖，日本帝国政府只能利用当前的机会抓住其政治和金融的控制权，采用各种手段与其达成防御联盟，联盟的秘密条款罗列如下：
防御联盟的秘密条款
日本帝国政府须适当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和平为目标和愿望，着力于与中国合作分担责任，以防止其遭受内部动乱和外国入侵，中国应该在其国防问题上给予日本特殊的便利，或者保护日本的特殊和优先的权利，为达成这些目标，缔约双方须签订以下联盟条约：
- 当中国出现内部动乱或与其它国家发生战争时，日本应当派军队协助，承担起保护中国领土、维护中国和平有序的责任。
- 中国认可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的特权地位，把这些地区的主权交给日本，以便能够长期执行地区防卫计划。
- 日本攻占胶州后，应当获得德国在铁路、矿山、和其它方面享有的全部权利和特殊待遇，在青岛恢复和平与正常秩序以后，应当交还给中国将其开放为国际条约口岸。
- 为了中国和日本的海上防御，中国应当把福建省沿海的战略港口租借给日本，改造成为海军基地，并将该省的全部铁路和采矿权利交给日本。
- 对于中国军队的重组，中国应当把军队的培训和演练交托给日本。
- 为了统一中国的作战枪械和弹药，中国应当采用日本枪械的模式，同时在不同的战略要点（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军火库。
- 为了建立和维持海军，中国应当把海军的训练交托给日本。
- 为了重组财务和改进税收方法，中国应当将相关工作交托给日本，后者应当选出称职的金融专家，担任中国政府的一级顾问。
- 中国应当聘请日本教育专家担任教育顾问，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建立学校，教授日语，以提高国家的教育水平。
- 中国应当首先与日本协商并征得同意，然后才能与另外的国家签订贷款、租赁土地、或转让土地的协议。
从签署这份防御联盟之日起，日本和中国应当携手合作。日本将承担保护中国领土、维护中国和平有序的责任。这将解除中国对于未来的所有忧虑，让她能够积极地进行改革，具备领土安全感之后，她才可能期待国家的发展和新生。即使在目前的欧洲战争结束、和平得以重建之后，中国在未来也绝对不必担心外国势力施加的压力。只有这样才能在远东实现永久的和平。
但在缔结这份防御联盟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并解决两点：（1）它对中国政府的影响；（2）它对那些与中国关系密切、在中国有重要利益的大国的影响。
在考虑其对于中国政府的影响之时，日本必须设法预见，中国现任统治者袁世凯的地位是否能够持久，现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得到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任，袁世凯是否愿意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而与我们结盟。这些是我们必须深思熟虑的要点。从袁世凯迄今所表现的姿态来看，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事务上一贯采取实用的权宜之计，虽然他现在可能对我们表现出友好，但实际上他会依赖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作为对我们最简单容易的限制，拒绝接受我们的要求。自从帝国政府向德国宣战以来，他针对我们的举动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行动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能否依靠通常的友好外交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目标，不需要太多智慧就可以判断。欧洲大战结束以后，暂不考虑不迫切要求利益的美国，中国将无法从其它国家获得任何贷款。随着财政枯竭，不能支付官员和军队的薪饷，地方土匪煽动贫困民众闹事，革命者等待时机起义反抗，如果发生叛乱而没有外部援助去平息，我们确信袁世凯不能够单枪匹马地恢复秩序、统一国家。结果将是国家分崩离析、无可救药。
这种状况将会到来并不难预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是应该支持袁世凯政府，协助他镇压内部反抗，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定可以影响他同意我们的要求，还是应该帮助革命者取得成功，通过他们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个问题必须在此刻明确决定，以便我们可以将其付诸施行。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中国的未来，而是盲目地支持袁世凯政府，与之建立防御联盟，希望通过协助他镇压革命者来完全实现我们的目标，显然是一项错误的政策。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对摇摇欲坠的袁世凯失去了信任，他因为出卖国家而受到全中国的怀疑和攻击。如果日本给予他支持，他的政府尽管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但可能会避免垮台。袁世凯属于那种狡猾诡诈的政治人物。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我们很友好，但是欧洲战争结束后，他肯定会抛弃我们，重新与其它大国作朋友。根据他的过去来判断，我们毫不怀疑他将来会做些什么。如果日本无视中国人的普遍感受，支持袁世凯，希望我们能和他共处，那么中国问题确实会铸成大错。
为了确保远东的持久和平，我们不应该支持一个既不能长期执政、也不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中国政府，而是应该支持四亿中国人革新他们的腐败政府，改变现存的状态，维护那片土地上的和平与秩序，开辟中国繁荣的新时代，让中国和日本相互间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建立起最亲密、最重要的关系。中国的繁荣时代是建立在中日联盟的基础上，这个联盟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根本力量，欧洲战争结束后远东将面临外国侵略。这个联盟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石。因此日本应该将这份备忘录作为最后的警告，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日本帝国政府认为必须支持中国大众，那么我们应该劝导中国的革命者、帝国拥护者、和其他不满者在中国各地制造麻烦。整个国家将陷入混乱，袁世凯政府将因此被推翻。然后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出最有影响力、最有声望的人，帮助他组建新政府，统一整个国家。同时我们的军队必须协助中国恢复和平与秩序，保护大众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他们才会乐意为新政府效忠，新政府自然就会信任和依靠日本。只有在完成这些事情以后，我们才能通过与中国建立防御联盟来不困难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认为，劝导中国的革命者和不满者起义反抗，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这些人现在没能够积极行动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够利用好这种现实状况，为他们提供贷款并指导他们同时起义，那么整个中国肯定会出现大的混乱和失序。到时候我们可以介入并轻松整顿事态。
欧洲战争的进展警示日本，迫切需要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帝国政府不会被视为在开展一个轻率的项目。从我们的利益着想，这种机会不会重来。我们必须利用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要犹豫。我们为什么要等待革命者和不满者的自发起义呢？我们为什么不事先考虑并制定计划？当我们研究中国政府的状态时，我们必须问的是，当前存在的这个共和国是否适合民族的气质，是否适应中国大众的想法和愿望。从中华民国成立到现在，在它的行政管理和国家统一方面，如果把它所经历的问题与应该的状态作比较，到处都让人感到失望。甚至包括那些革命者，那些首先提倡共和政体的人，也承认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在中国保留共和政体将成为未来中日联盟的巨大障碍。为什么肯定会是这样呢？因为在一个共和国家，政府的基本原则及国民的社会和道德目标明显不同于君主立宪制国家。两者的法律和管理也会发生冲突。只有日本成为中国的指南，中国将日本作为自己仿效的模板，两国才可能通过共同努力，没有分歧和争论地解决远东问题。为了重建中国政府、建立中日联盟、维护远东的持久和平、圆满实现日本帝国的策略，我们必须从基础工作开始，把握好当前的机会，将中国的共和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在所有细节上都应当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完全相同，而不是比照其它国家。这是在改造中国政府的实践中需要坚守的关键和首要原则。如果中国将其共和政体改成为君主立宪制，在选择新的统治者时，我们是应该让宣统皇帝恢复王位，还是从君主制拥护者中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或者是从革命者中选择最受尊敬的人？我们认为，目前可以将这个问题留待将来必须解决之时。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切实地执行中日联盟政策以及将中华民国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是重建中国必须采用的根本原则。
我们现在应当考虑这个防御联盟对其它大国的影响。毋庸置疑，日本和中国绝不会损害其它大国已经获得的权益。日本与俄国达成特别的谅解在此刻至关重要，双方需要确定各自在满洲和蒙古的势力范围，以便将来可以相互合作。这意味着日本在取得南满洲和内蒙古的主权后，将要与取得北满洲和外蒙古主权的俄国合作，以维持现状，尽一切努力保护远东的和平。自欧洲战争爆发以来，俄国不仅抛弃了对日本的全部敌意，而且接纳了与盟国同样的态度，对我们表现出了热情和友谊。无论将来我们如何看待满洲和蒙古问题，俄国都渴望找到些解决的办法。因此我们不必怀疑，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俄国能够与我们达成相互合作的共识。
英国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和利益集中在西藏和扬子江流域。如果日本能够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达成些令人满意的约定，在扬子江流域给予英国某些特权，并承诺保护这些特权，那么无论英国多么强大，她肯定不会反对日本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策。目前欧洲战争正在进行中，英国已经请求日本提供援助。她的力量肯定不足以让她将来反对我们，对此毋需怀疑。
由于英国和俄国不会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所以可以容易地估计法国在这个问题上将采取何种态度。日本现在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揣测的是美国。美国已经宣布其原则是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平等机会，如果我们不损害美国已经获得的权利和特权，我们的中国政策应该会让她满意。我们认为美国也没有理由抱怨。虽然美国在东方有一支可以依赖的海军力量，但还不是强大得令人担心。因此对于美国的态度，没有什么可以让日本真正害怕的。
既然中国的情况以及其它大国和中国的关系是这个样子，那么日本应该利用欧洲战争的时机，明确决断对华政策，最重要的举措是改造中国政府，随后准备缔结防御联盟。我们的现任内阁仓促地接受英国的请求对德宣战，而没有明确地制定对华政策，对于将来与中国的谈判或者改变远东的政治局势没有实际的作用。所以日本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有智慧之人都非常关心此事。
我们的帝国政府现在应该明确地改变依赖性的、受制于人的外交政策，转而制定独立性的、引导他人的外交政策，庄严坦诚地向世界宣告这些政策，并且坚定地执行。如果我们这样做，即使神灵也会为我们让路。这些是我们对华政策的重点，其结果取决于我们如何执行这些政策。我们的政府当局能否下定决心，通过切实地贯彻这些基本原则来解决中国问题？如果拥有眼前的天赐良机却表现得优柔寡断，只是仰赖其它大国的善意，那么在欧洲战争结束后，我们最终将面对更大的对抗远东的压力，当前的平衡局势到那时候将被打破。那一天再后悔我们犯下的傻事就太晚了。我们现在被周围环境的力量推动，力劝当局更快地察明局势，作出决定。
7-3
从这本非常坦率的专题论著中跃然而出的第一个要点是，「二十一条」的起源终于被讲明了。仔细研究黑龙会提出的构成防御联盟基础的十项条款，让我们得以理解1915年春在北平发生的一切。早在1914年11月，北平就有传言说日本在其外交方案中有非同寻常的惊奇之处，过几个星期就会爆发出来。将这份详尽的黑龙会备忘录与「二十一条」的原始文本作比较，很明显可以看出，提交给加藤子爵的计划经过了多次外交上的筛选，直到去掉所有的粗糙砂砾，看起来无害安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防御联盟的最终出现形式是五“组”小要求，直接影响中国主权的重要事项被标记为急需，这样日本的驻外公使可以给予每个国家的外交部非常热情的保证，日本所希望的与各国在中国的条约权利完全没有任何冲突。从1月18日到5月7日——最后通牒的那天——围绕整件事情的神秘气氛，是源自于日本努力将密谋策划装扮成普通的交流，却发现尽管经过“筛选”，但仍然摆脱不掉密谋的氛围，不能够隐藏起政治威胁。这其中包含有趣的心理学因素。
备忘录的第一部分表达的坚定看法是，破产是北平政府迟早会分裂的祸根，还有日本必须抓住反抗爆发的时机，从之后发生的事情看来，这些都很有启发性。更为巧妙的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不拘一格：在整个推论过程中始终认可，没办法知道最终是需要劝告还是动武。不过动武的选项一直在召唤日本，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再加上日本自封为四亿蠢人的保护者，她将让平民大众看到她的影响力，以“推进中国繁荣的新时代”，这样中国和日本才可能相互间在事实上和名义上建立起最亲密、最重要的关系。
支持反抗起义的目的也有明确的陈述：为了将中国的共和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在所有细节上都应当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完全相同，而不是比照其它国家。谁将成为新的皇帝悬而未决，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再次回述，在1912年革命尚在进行中的时候，日本私下探询英国关于武装援助满族的可行性，这一提议当即被否决掉。这份备忘录还有其它的特点：没有遗漏任何东西。俄国将得到特别的安抚，将同英国进行特别的谈判，这不经意地解释了日本最近对于扬子江铁路的态度。日本将从其依赖性的外交政策——必须遵守其它国家同样需要遵守的公约和协定——中解脱出来，放手执行自己的计划，而不必担心干扰。
现在我们来看档案材料的最后两份文件——在必要的时刻用什么办法来随时随地支持和安排中国的反抗起义。
第一份文件是革命党与日本各方人士之间的详细协议。在黄河以南的省份将安排训练有素的领导者，该协议中的问题非常系统化，甚至还注明了日本人在参与活动时遇害将会获得的赔偿金额；其中写明日本将在山东的济州和江苏的海州等地运送武器弹药；结尾处说明第一笔现金40万日元已经按照协议条款支付。第二份文件是有关各方之间的额外贷款协议，创建一家特殊的“贸易”公司，可能讽刺地取名为“欧亚贸易公司”，这家公司考虑提供50万日元的贷款，让日本在所有中国的矿山都得到优先权。
未经证明的孙文（孙逸仙）和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协议
为了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中国和日本有必要建立进攻和防御联盟，如果与其它国家发生战争，日本应当提供军事力量，而中国应当负责财政。目前的中国政府不可能与日本政府携手合作，日本政府也不希望与前者合作。胸怀远东和平的日本政界和商界人士渴望帮助中国重建。为达此目标，双方订立以下协议：
- 在起义开始之前，寺尾、大仓、社井嘉六及各自的同僚应当提供必要的资金、武器、和军事力量，但所提供的资金不会超过150万日元，步枪不会超过10万支。
- 在起义发生之前，贷款将暂时用孙文（孙逸仙）发行的价值1,000万日元的债券担保。然后应当用被占领土上的全部动产担保。（见本协议第14条）
- 现有的贷款资金和将提供的军事力量是用于黄河以南各省的活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广东。如果打算进入黄河以北的北方省份，那么社井嘉六及其同僚应当与革命者共同审议与此相关的所有行动。
- 日本志愿军士应当自加入活动之日起获发薪资，比照日本军队的规定。占领一地之后，双方将商定方式奖励立功人员及补偿阵亡者家属，采取中国和日本最时兴的作法。对于阵亡者，每名士兵的赔偿金额至少应超过1,000日元。
- 不论革命者军队在哪里，随同出征的日本军官都有权建议继续行动或停止行动。
- 革命军队占领一地并强化防御以后，所有工业企业和铁路建设等——与其它域外大国的条约中未提及的——都应当与日本人合资开展。
- 在中国建立新政府后，日本对中国的所有要求都应当得到新政府的承认和执行。
- 所有在中国革命军队中担任上尉或更高级别的日本军官，都有权优先在一定限期内继续供职，也有权要求继续供职。
- 贷款将分三期支付。第一期40万日元，第二期……日元，第三期……日元。第一期支付后，提供贷款的大仓有权任命人员监督资金的支出。
- 日本应当在日照地区和海州地区（在山东和江苏，胶州以南）运送武器弹药。
- 第一笔贷款应当在本协议签署后三天内支付。
- 所有受雇的日本军官和志愿者都必须服从革命军指挥官的命令。
- 革命军的指挥官有权将不服从命令的日本军官和志愿者遣送回日本，如果该决定得到三个或更多随军日本人的认可，那么可以不支付他们的通行费。
- 所有被占领土上的军需部门都必须聘请日本专家共同管理。
-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
上述15条经过双方多次讨论并于二月份签署。第一笔40万日元已经按照本协议中的条款支付。
甲方张要庆[Chang Yao Ching]及其同僚所代表的革命党与乙方川崎之间的贷款协议
- 欧亚贸易公司承诺筹集50万日元的贷款。缔约双方签署协议并盖章后，日本中央银行将支付贷款的3/10作为第一期。当张要庆及其同僚到达目的地时，将支付第二期15万日元。在作出最终安排时，将支付最后的第三期20万日元。
- 贷款发放后，欧亚贸易公司将委派监管人。在提取资金用于支出之前，缔约双方的负责人应当共同加盖印章（在支票上）。
- 欧亚贸易公司将保证招募150名志愿军人，必须是日本军队的退役军官才合格。
- 离开日本时，志愿人员的旅费和个人物品由他们自己承担。到达中国后，张要庆及其同僚应当按照日本军队的既有规定，向志愿人员支付下属军官的报酬。
- 如果志愿兵在执行任务时受伤，张要庆及其同僚应当向他支付不超过1,000日元的应急补偿金。受伤严重时，应当按照日本军队的规定支付5,000日元的应急补偿金和终身抚恤。如果志愿兵遭遇意外而失去生命，那么应当向其家人支付50,000日元的补偿金。
- 如果志愿兵不称职，张要庆及其同僚有权开除他。所有的志愿兵都须服从张要庆及其同僚的命令，在战场上听从他们的指挥。
- 当志愿人员被要求进攻某个指定的地方时，他们有责任这样做。但该项任务不可避免的代价应当在勘察现状后由双方事先确定。
- 志愿部队应当按照日本军队的模式组建。应当聘任欧亚贸易公司举荐的两名日本军官。
- 欧亚贸易公司有权处置志愿部队攻占之地的公共财产。
- 欧亚贸易公司应当享有优先权在志愿部队占领和保护的地方开采矿产。
这本非比寻常的文件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是不是真假掺杂其中——这些只是“测试”草稿，还是已经签署、盖章、和递送的真实文件？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归拢和处理的这些确凿的事实，它们完整清晰地展现出普通日本人的目标和志向；他们希望至死不渝地大力进攻，将中国收为封地。
8-18. The Monarchist Plot │ 君主制拥护者的图谋
◊ 杨度的小册子 ◊
当公众知晓日本人的最后通牒的本质及其已经被政府接受之后，愤怒同时又无能为力的刺痛在国内蔓延。情绪激动的中国人对于压迫行为总是以类似女性的唠叨来反应，对于如此残酷折磨他们的外交耻辱大声喊叫。所有人都宣称，如此粗暴地强加给他们的耻辱日子永远不会被忘记，日本将会为其勒索政策付出痛苦的代价。
两项运动立刻发动起来：一项是筹集国家救助基金，用来增强国力，无论政府打算作什么；另一项是抵制所有的日本商品。两项运动都很快就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整个国家对这两条理念都深切热烈地痴迷；如果袁世凯真有政治眼光，那么毫无疑问，通过回应国民的呼吁，可能无需自己努力就可以实现他的最大的雄心壮志。他的宿敌现在公开宣布，从今往后，他只能够为国家的利益诚实敬业地工作，这样他们才会支持他，才会将全部反对他的黑色标记涂抹掉。
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些什么？他的行为构成了当代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可说是令人鄙视的章节之一。
在记述「二十一条」的起源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了日本代表在递交这份有名的备忘录时正式提出的暗示。简而言之，袁世凯已经被多次告知，既然已经是全中国的独裁者，他只需要在其政府中支持日本的指导原则，就可以让其王位继续公开稳固地存在。正如已经讲过的，因为脑子里装满了朝鲜的悲惨外交，同时在这些建议中只看到陷阱，所以袁世凯惊慌地退缩了。尽管说过的话可以消失无踪，但由于1913年11月4日发起过政变，所以自那以后，必须通过比展示武力更为持久的手段来“巩固”地位，在他们家庭内部的谈话中已经是每天的主题。在这个误入歧途的人看来，问题只不过是凭借无与伦比的狡猾来利用日本人的建议让自己获益，同时让日本人蹒跚难行。
袁世凯的长子——据说已经接收了外教传授给他的全部理论却无法应用其中一条，是这起家庭图谋的指挥者。这个长子是革命期间发生的一次残暴刺杀的不幸受害者，多年来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但是对于不幸遭遇的沉思却只是强化了他要接替父亲成为合法继承人的决心。他饱读过关于拿破仑的文献资料，完全明白一个大胆的领导者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做出些什么，他每天都劝告父亲，梨子成熟了就必须摘下来。在治国方面袁世凯当然比这个年轻的追梦人更老道、更谨慎，因此特意驳斥了这种想法，在他看来付诸实践似乎为时过早。最终等到了这个时刻，他被说服让君主制的拥护者自由行事，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作出这项决定的理由是，几乎任何事情在中国都可以在战争的掩护下完成——只要外国人的既得利益没有被损害。
根据这项决定，在1月18日之后不久，这个独裁者的助理人员开始征求民意，关于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名义上的共和制是否可行。在整个跟日本人谈判的曲折过程中，袁世凯本来应该尽心致力于保护受威胁的祖国，但是他却在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协助其党羽向北平官场灌输，拯救国家更多地依赖于恢复修改原来的帝国机制，而不是击退日本的进攻。他认为，如果能够找到某位在全国享有声誉的学者来公开支持这些想法，以学者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来努力将之转化为一道无上的命令，进而被接受，那么就可以赢得这场游戏；时值外国势力专注于国外，无暇顾及远东地区。可能产生袁世凯希望看到的这种效果的一个人，是1898年以来久负盛名的杰出改革者梁启超，不过他坚定地拒绝参与这件事情；而且在被卷入这起图谋之前就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位，退休到邻近的天津市，在那里他注定要发挥显著的作用。
这点意外导致了公共宣传的推延，虽然时间不长。袁世凯被迫转向能力略逊一筹的人，请求另一位学者的帮助，这位学者堪称是袁世凯在原来的满族朝廷中的秘密代理人——名叫杨度——1911年武昌反抗爆发时，确实是他在朝廷中的不断呼吁才迫使满族人宣召袁世凯回来施救。经过简短的讨论，一切都被安排妥当。这个前朝廷中人的全身上下是不寻常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和颓废，却成为了这帮新的帝制拥护者最后找来的勇士。
事情现在进展得足够快。接到日本的最后通牒之后几个星期，一个名为和平保护协会（筹安会）的社团就以东方人的方式成立了，并且在各省开设了几百个附属机构。花钱如流水般地用于招徕支持者，感觉时机成熟之时，广泛地传播这本有名的杨度小册子，在空闲的夏季八月里人手一本。这份文件是那种中国人心态思维的精彩例证，它消化吸收了现代世界的某些部分，但仍然是彻底的反抗进步和不合逻辑，必须特别留意。表达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谈论——一个是询问者，另一个是解释者——在盲从及固守几个简单要点方面有几分旧约圣经的味道。它包含了理解旧的中国心态所需的全部要素，这种心态尚未被完全摧毁。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也具有很多有价值的成分，因其天真烂漫；虽然它关注的是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地界，但其中对现代政治理念的讨论是如此奇异而尖锐，研究它将会收获到回报。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普遍不了解这本小册子的重要性。北平政府这次将公共宣传作为一件革命的武器，是一次令人惊奇的偏离旧有先例的举动，民众在思想上还拒绝相信事情正在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现在人们知道“和平保护协会”实际上是在皇城之内，每天都跟总统官邸有联系；北平总检察长响应无数人的谴责抗议，试图起诉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和出版社以及该协会，结果生命受到威胁，被迫离开京城，该文件得以继续流传。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最后意识到了，袁世凯被人怂恿，正在试图让自己公开成为皇帝。从1915年8月的那些日子到来年的6月6日，命运已经安排好严厉的报复，北平上演了其戏剧般的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惊人的剧集之一。就好像那些旧城墙俯看了众多的真实剧本，决定自己来演出一幕不真实的闹剧。因为从头到尾，这场君主制运动都有些不真实的元素，可能是某部电影大片的画面剧情。它表现得纯粹而简单——希望人们可能会认为它精彩绝伦，从而称赞它的真实性，把那个独裁者称为君王。现在来看杨度的论调，让这个中国人来描绘他的国家：
为君主制运动作辩护——第一部分
客先生（或“陌生人”）：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过了四年，维护国内的秩序及维持在国外的声望都仰赖总统。我认为改善内部管理之后十年或二十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富裕繁荣的国家，能够与西方国家并排前列。
虎先生{即:虎公}：不可能！如果中国不改变政府形式，就没有希望变得强大富裕；甚至没有希望实现宪政。我说中国注定要消亡。
客先生：为什么会这样？
虎先生：共和政体是根源。中国人喜欢好名声，但并不关心真正的国家福祉。没有任何方案能够拯救这个国家。第一次革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阻碍了中国强大。
客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强大？
虎先生：共和国家的国民习惯于听那些关于平等和自由的言论，这些言论必然影响政治管理，更影响军事管理。在正常情况下，军人和学者群体必须高度重视对高级别者的绝对服从和尊重。德国和日本军队严格遵守纪律，严格服从首长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法国和美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他们富有但不强大。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和日本由君主统治，而法国和美国是共和国。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任何共和国家都不能够强大。
不过因为法国人和美国人普遍接受过教育，所以他们有能力为各自国家的政府承担责任，保持良好的秩序。虽然这两个共和国相对于其它大国不够强大，但它们能够维持国内的和平。然而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同，因为国民受教育的程度非常低。大多数中国士兵都很自然地宣称：“我们吃的是帝国的饭，所以应当效力于帝国的主人。” 现在帝王家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跟个人无关的共和国。这些士兵现在遵纪守法，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元首这个人心怀敬畏和尊重之情。但是随着平等和自由的言论逐渐影响到他们，指挥他们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一个士气溃败的例子是，先前南方军队的指挥官不得不顺从于他们的下属军官，下属军官又不得不顺从于他们的士兵。每当有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时，士兵们就要求有发言权和参与权。这些士兵被称为共和军人。虽然北方军队还没有变得如此恶劣，但是当被命令去往远处时，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拒绝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到了这步田地：只要共和国军队没有公开叛变，我们就得心满意足了！除了希望他们不会叛变，我们不可能再指望他们能够平定国内的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些士兵去抵抗外国侵略是奢谈。因为中国这个共和国处于日本和俄国两个国家之间，那两个国家都是君主制政府，一旦开始外交谈判，我们怎么能够抵挡住他们的进逼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没有办法拯救中国免遭损毁。所以我才说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强大。
客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富裕呢？
虎先生：人们可能不相信，虽然法国和美国富裕，但是中国必然会依旧贫穷。法国和美国富裕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外国干预，多年来得以找到自己的解救办法，同时他们也没有内部动乱。任何国家希望变得富裕，必须依靠发展工业来累积财富。发展工业最害怕的是社会失序和内部战乱。过去的两年里，秩序已经得到恢复，许多事情已经回复到先前的状态，但我们的工业发展情形与满族王朝时期一模一样。那些在动荡时期失去资本而变得贫穷的商人无法挽回他们的损失，而有钱人又不愿意投资于工业生产，担心随时可能爆发另一场内战，他们把最近这场失败的二次革命当作警报。将来我们每隔几年就会感到焦虑不安；焦虑出现在改换总统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和商业状况将会更糟糕。如果我们的工业没有得到发展，我们怎么能够期望变得强大？墨西哥就是一个警示。那个国家和中国之间几乎没有差别，当然不能与法国和美国相提并论。因此我说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富裕。
客先生：为什么你说中国没有希望实现宪政？
虎先生：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必须由许多接受过综合教育、有政治经验和一定政治道德的人来实现。总统由人民赋予权力来全面管理国家事务。人民希望今天选举A先生作他们的总统，明天选举B先生作总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国家的政策可能会随着总统的改换而变化，但这种改变不存在引发混乱无序的危险。我们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对宪法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意识。推翻帝王统治并在原地建立起共和国之后，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那些野心家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当总统，如果不能通过公平的选举方式获得总统职位，他们就会准备借助军队和强盗来争取。二次革命就是这一要点的例证。从皇帝被废除的那一刻起，政府的权力集中性就被粉碎了；无论谁担任国家元首，都不能够恢复和平，除了重新建立君主制。所以共和国成立之后，那些曾经主张宪政的人变成了君主制拥护者。虽然我们现在有一部《临时宪法》，有各种立法机构，这个国家有宪政的外表，但中国的宪政只是名义上的，精神上还是君主制。假如政府在过去四年中未曾行使君主制下的权力，人民连一天的和平也享受不到。简而言之，中国的共和必须由君主政体通过宪政来治理。如果宪政不能治理好共和国，共和国就不能存续。因此宪政问题非常重要，但需要十年或二十年才能解决。
看看今天的中国人！他们知道迟早会发生些可怕的事情。他们不敢想象未来。腐败的官员用不义之财中饱私囊，随时准备逃向外国或至少是外国人的租界以求安全。谨慎的人悄悄地做事，不期望功成名就，只求不冒犯他人。夸夸其谈的学者和政客貌似高尚地谈论他们的话题，其实并不比那些腐败的官员更好。至于我们的总统，他可以担任国家元首几年时间；最多可以连任几届任期——或者可能是他这一生。于是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是谁来接替他，如何选出他的继任者，将会有多少个竞争者，他们的政策是否会与当前的政策不同，等等。总统自己对这些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即使总统有远见、有能力，他也无法为国家制定一套百年政策或确定一部百年宪法。正因为如此，他只能够在这一生中采取维护国内和平、维持国家完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总统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决策者。那些崇拜宪政的人并不能比他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那些先前倡导宪政的人现在归于沉默的原因。他们认识到共和国的成立并不能够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实际情况的确就是这样。当国家由一位能干的总统治理时，人民可以享受和平与繁荣。但是，一旦某个无能的人担任总统，混乱将成为日常状态，这种状态最终将导致总统本人被推翻，国家走向灭亡。在那种情形之下，你如何能够为国家制定持续百年的综合政策？所以我说中国没有希望确立真正的宪政。
8-2
客先生：在你看来，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强大和富裕，也没有希望取得宪政成功。她别无选择，最终会消亡。难道没有可能的办法来拯救她吗？
虎先生{即:虎公}：如果中国希望摆脱最终从地球上消失的命运，那么首先必须去除共和制度。如果她想变得富裕强大，那么必须采用宪政。如果她想实现宪政，那么必须先建立君主制。
客先生：为什么中国想变得富裕强大必须首先采用立宪政体？
虎先生：富裕和强大是国家的目标，宪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从前有能力的统治者可以在没有宪政的情况下实现他们的意图。我们可以参看汉武帝和唐太宗。然而，当这些有能力的统治者过世之后，他们的管理制度也会随之消亡。这条论点可以找到许多历史事例来支持；完全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和欧洲，缺乏宪政是古时候大多数国家国力虚弱的原因。日本在实行宪政之前从未被看作强国。原因是：没有宪政，国家就不能持续地执行明确的政策。
近代欧洲出现了立宪形式的政府。欧洲国家采用了这种形式，变得强大起来。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危险的宿命是，能干的统治者过世后，他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随之消失；但立宪形式的政府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以德国的威廉一世为例，他已经过世了，但他们国家到今天仍然强大而繁荣；就是因为实行宪政。日本也是如此，它采用了宪政，正在日渐变得越来越强大。行政管理者的改换不会影响她的持续进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政是逐步增强国力的实用的工具。立宪政府有一套固定的法律，这套法律同时守护防范人民和总统的行为，没有人能够超越法律规定的边界。统治者——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不能够丝毫改变法律。人民会因此而获益。让国家变得强大富裕很容易，但是建立宪政很困难。当宪政建立起来以后，一切都会井然有序，繁荣自然会接着实现。当前时刻采用宪政的必要性好比对待一节脱轨的列车。让列车返回正轨很困难，不过一旦返回正轨，开动起来就很容易。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如何让国家富裕繁荣，而是如何组建一个真正的立宪政府。因此我说如果中国想要变得强大繁荣，那么首先应该采纳宪政。
客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组建立宪政府之前应该先确立君主制呢？
虎先生：如果目前的体制继续存在，那么将会出现周期性的麻烦。每次改换总统的时候都会发生骚乱和内战。为了避免那种糟糕的状态，需要让总统永久在位。最好是让他成为皇帝。消除掉这个争论的焦点以后，人们将安定下来，心中平静，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职业上的追求。可以合理地预知，实行君主制以后，人们将把注意力集中于组建一个立宪政府，他们知道这是唯一的拯救国家之路。至于皇帝，他明白自己的地位是源自于共和国的转变，并且本来就满心希望让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会乐意支持成立宪政形式的政府，同时这样也保证了他的后代可以继承王位。如果采取任何其它的形式，他个人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如果他心胸宽广，他还将会认识到，如果不引入宪政，那么他制定的政策将在他过世后消散掉。所以我说在采纳宪政之前，应该先建立君主制。德国的威廉一世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都尝试了宪政并取得了成功。
客先生：请总结一下你的论述。
虎先生：简而言之，除了通过建立宪政之外，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救赎。除非通过建立君主制，否则不能够组建立宪政府。立宪政府有一套固定的法律，君主制有一位不变的确定的首领，那其中才蕴含着国家强大富裕的源泉。
客先生：你所说的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拯救国家免于分裂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我还想听你就共和制和君主制的优劣发表看法，假设中国采取君主体制。
虎先生：我很高兴可以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向你讲述我的拙见。
客先生：你说过中国会被争夺总统职位的相互竞争的军阀毁灭掉。那种事情会发生在什么时刻呢？
虎先生：四亿中国人现在依靠总统一个人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在他身上还承压着维护远东和平与力量均衡的重担。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元首曾经承担起保护生命财产及维护亚洲和平的重大责任；在我们的历史上，对于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时候比当前时刻更危险。只要袁世凯阁下仍然是总统，中国就能享受和平。如果总统发生任何不测，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将立即停止，商店将关门，焦虑不安将会弥漫，人们将变得惊恐慌乱，军队失去控制，外国军舰将进入到我们的港口。欧洲和美国的报纸都将整篇特别报道中国的复杂事件，全国各地都会宣布戒严令。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总统职位继任状况的不确定性。
从这本冗长而特别的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出作者如何阐述他的论点。他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共和国的军人天性顽劣——共和国的军队不能与君主制的武装力量相比拟——因此对于好政府是永久性的威胁。基于此，他宣称只要内战的恐惧犹存，中国就没有希望变得富裕；没有适当的普及性的教育，共和国就是不可能之事。在那种情况下，只有行使君主制的权力才是不可避免的进程——瞄准的目标是用独裁统治取代立宪政府。作者详尽地论述了这种观点的由来背景，利用人们的恐惧来让他的诡辩更具说服力。虽然宪政被坚持当作唯一的解决方案，但他立即表明，这种立宪政体更多地依赖于独裁者的仁慈而不是人民的行动。如果他的建议没有被理会，当幸运的袁世凯统治结束的时候，由于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将会发生混乱。
谈论在这里达到了高潮——声称让袁世凯登基称帝才是救国之道现在变得明确无误。接着让作者来自圆其说。
客先生：《宪法条约》中有规定，总统必须从三名候选人中选出，他们的名字现在被保存在一间石头房的金盒子里。你认为这条规定不足以避免你刚才描述的可怕情形吗？
虎先生：你提到的条款不起作用。除了袁世凯阁下以外，你还能找到任何胜任国家元首的人吗？能够接替袁总统的人必须拥有人民的绝对信任，必须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力，必须在国内和国外都知名。他必须能够维持秩序，无论宪法怎样规定，都可以被无异议地选为总统。他还必须能够保证，其他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没有成功的希望。宪法中的那条规定，以及你提到的装有三个候选人名字的金盒子，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措施。中国没有人符合我刚才给出的关于合格继任者的描述。这就产生一个难题；而《宪法条约》中的规定是徒劳无用的解决方案。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立法者不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让人民在总统继任者的问题上自由地行使选择权？答案是，有理由担心坏人可能通过巧妙的人为操纵被选为总统，从而危及国家福祉。这种担心影响着宪法制定者，因此决定总统必须从三位候选人中选出。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只确定一个候选人而是三个候选人，既然已经剥夺了人民的部分选择自由？答案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满足成为继任者的条件。因此摆出三名条件相当的候选人供人民选择。无论从法律角度如何争论这个重要的问题，既成的事实是，立法者相信我们没有合适的总统继任者，因此作出决定候选人需要有三位。撇开所有纸面上的话，今天的重要问题是，中国是否有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替袁世凯总统。将来是否能够真正地执行《宪法条约》我不知道；但我确定地知道那本文件最终将变得不起作用。
客先生：我想知道你所暗示的这个国家接下来将陷入的混乱局面。你能告诉我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吗？
虎先生：在混乱时期，军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有品德、有经验、有学识的政治家不能够应对这种局面。在那种时候，领导者需要的只是控制军队、以及压制议会的能力。那样的一个人成为总统之后，也不可能长期保住令人羡慕的总统职位，因为谁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控制全国的军队。同级的将军不会听命于对方，而士兵和政客在这些分歧中看到升迁的机会，将会搅乱浑水，煽动彼此争斗。他们之间将打斗得很厉害。目前流亡在国外的反叛者将会利用中国的混乱局面，即刻回来施行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恶。退位的保皇党也会出来浑水摸鱼。有领导才能的人将被用作工具，为利用他们的人而战斗。我不想提及名称，但我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到那个时候会冒出来十多个不同的党派。有些人不当总统誓不罢休，那些知道自己当不成总统但又不愿为他人效劳的人，将会一个接一个地出来露面。惊慌和骚乱将会迅速降临。那些充满野心的国家将会利用中国的悲惨局面，激起这些党派之间的彼此反感，从而加剧骚乱。到某个时候，因为不愿意让一个国家独享控制中国的特权，很多个国家将采取武装干预。结果是东方的问题将以世界和平的破裂而告终。那时候中国是否会成为中国人的战场或者是外国势力的战场，我无法告诉你。想到隐藏在神秘面纱中的未来真是太可怕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可怕动荡的结局要么是中国像瓜一样被切割，要么是外国帮助平息内乱，从而导致分裂。关于第二种结局，有必要作些解释。外国在帮助我们平息内乱之后，将会选择一个像朝鲜李王——他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日本——那样的人来作中国的皇帝。这个人将会是被废黜的皇帝还是皇室成员或叛党领袖，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这人将是个傀儡，手中不会被授予政治、金融、和军事权力，这些权力将被外国人掌控。所有的有价值的矿山、各种产业、以及我们富饶的自然资源，都将被其他人开发。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将不复存在。
在选择李王那种人的时候，前面提到的那些国家想到的只是加快吞并中国的领土。很容易找到一个与李王非常类似的人，这个人将会乐于跟外国人签订条约，出卖自己的国家以换取王位——没有外国势力的帮助他永远无法获得或保住的王位。他的程序将会是这样：跟一个国家结盟，后者将得到授权可以代表中国开展外交关系。在外国人眼里，中国已经被消灭，但中国人将继续被蒙骗，相信自己的国家仍然存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仿效朝鲜的作法，跟某个大国签定条约，于是中国被吞并，王位被废除。到那时候帝国首领只能逃往国外，徒有虚名。即使你想让他重新设法夺回失去的领土，那也将是为时已晚。因为到那时中国已经被完全摧毁。这是吞并中国领土的第二道程序。外国势力意图把中国的共和制变为君主制的原因是让某个人登基称王，让他见证国家被吞并的整个过程，从而让问题简单化。到那个时候，人们将被禁止评论何种政府形式适合于中国、以及国家遭到的破坏。那些提出共和国准则的反叛者将无计可施，如果他们发现某些有助于增强权力的其它招数，他们将会采纳执行。无论发生什么，中国的共和制都注定要失败。如果我们自己不改变它，其他人会替我们做。如果我们自己动手改变，那么还能拯救这个国家；否则中国就没有希望维持存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现在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愿意展望未来，不关心自己和国家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他们在国家失去独立后注定会成为奴隶。
8-3
客先生：我对你所描述的感到非常害怕。你说过，采用君主立宪制就可以避免那种可怕的后果；但是在共和制改为君主制的过程中是否可能会出现骚乱，因为那样的骚乱始终伴随着总统选举？
虎先生{即:虎公}：这两件事情不能作比较。在政府形式发生改变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与共和制下必然产生的骚乱相比会更好。当共和国在倾力选择总统继任者的时候，国家没有行政首领。在那种时候，野心勃勃者会图谋未来，而不知所措的爱国人士会尽力协助维持秩序。叛逆者会起来反抗，而爱好和平的人则会被环境所迫参与其中。如果政府形式转变为君主政体，等到国家元首改换的时候，继承人已经在那里，并且已经为人民所熟知。爱国的人们将会尽最大努力维护安宁，法定继承人就能够和平地登上王位。会有人争夺总统的职位，但不会争夺王位。那些争夺总统职位的人没有犯任何罪，但试图夺取王位的人则是叛乱分子。谁敢争夺王位？
在共和国改换总统的时候，会出现野心勃勃者来争夺这个至尊的职位，但皇帝继位的时候却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即使有那么一群人对法定继承人持敌视态度，也肯定是很少数。所以我说帝位继承者的敌人很少，而总统继任者的敌人很多。这是第一个区别。
那些反对君主制的人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或者是意图利用共和之名为自己谋私利的人。即使政府不发生改变，这些人也会挑起麻烦。他们不在乎当前共和制还存在的时候就扰乱国家的和平。几乎可以肯定，将来帝国的旗帜刚一展开之时，他们就会立刻抓住那个时机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这些人在皇帝继位的时候起来反抗，政府在忠实的政治家和官员——他们的利益与皇室的福祉息息相关，同时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广泛深远——的支持下，将能够很容易地对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所以我才断言王位继承人将会有更多的支持者，而支持总统继任者的将会很少。这是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的第二个区别。
为什么会出现好些人争夺总统职位的原因是，一国之内没有某个人的才能高于其他所有人。继承王位是与皇帝的血缘关系问题，而不是才能问题。才华出众的高官不会服从于其他人，但会听命于继位的皇帝，因为他们感激皇室家族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自身的福祉与帝王家族的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可以引证历史事件来支持我的论点。在满族王朝统治的时候，有一次左宗棠将军受命去镇压回民叛乱。他任命刘松山将军为大元帅。在刘将军阵亡后，左宗棠任命他的下属军官去统领军队，但下属军官彼此争夺权力。左宗棠最后让刘将军的继子作统帅，官兵们都服从他的命令，就如同服从他父亲的命令那样。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年轻人并不比他父亲的其他下属军官更有能力。尽管如此，威望在起作用。他的成功归因于天生的条件，是刘将军的继子。帝王的情形也是如此，没有人敢公开反抗其继位者——更不用说质疑其登上王位的权利。这是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第三个区别。
我不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不公义、无能力的法定继承人接替其父皇，国家是否会面临巨大的危险。不过为了对抗那种局面，我主张组建立宪政府应当与建立君主制同步进行。刚开始立宪政府会很难建立和运转，但一旦成型后就相对轻松。立宪政府成立后，帝王将不得不做令人称颂的事情来建立名望，诸如保卫国家和征服敌人。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进步，在欧洲受过教育的人将被皇室任用。首位皇帝必定会尽其所能地争取民心，在形式和实质上实行宪政。法定继承人将会关注所有的新变革和新事物。看到他这样做，人民也会感到欣慰，从内心里认可自己将永远是君主立宪制的国民，即使将来法定继承人接替王位以后。到法定继承人登上王位的时候，人民将诚挚地欢迎他，不必担心内部动乱。
因此我的结论是，总统职位的继任者必须通过行使君主制下的权力来防止混乱，而新帝王可以通过立宪政府来永久地消弥国民的焦虑不安。这是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第四个区别。这四个区别可以说明，在改换帝王之时不会产生在改换总统之时那么多的纷乱。
客先生：我能理解你讲述的关于共和制和君主制的优势和劣势，但是有许多与建立君主立宪制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为什么在满族王朝的最后几年中，引入宪政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呢？
虎先生：满族王朝的宪政徒有虚名，本身就是1911年革命的预兆。在满族王朝末期，每个人都在谈论开展一场革命来推翻帝国政权，虽然立宪党努力地做成了一些真正有益的事情。当时袁世凯阁下是大总理，他认识到除了采取宪政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拯救满族的王位，于是担任起立宪党的领导职务，得益于他的有效支持，立宪党的力量超过了革命党。民心完全转向了立宪党来解救国家，而革命党则失去了先前拥有的广泛支持。接下来皇室似乎将很快采取君主立宪制，从而避免革命的威胁。遗憾的是，袁世凯阁下关于实行宪政的详细计划没有被皇室执行。接着发生了一场大变故：袁世凯阁下退隐回到家乡；失去这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之后，立宪党被无情地瓦解了。君主党突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协助皇室，他们假装尽最大努力组建立宪政府，但暗地里尽其所能地攫取和保留真正的权力。这种两面派作法导致了1911年革命的发生。例如当人民恳求召集议会的时候，皇室家族说“不”。人民也没能够废除帝制拥护者的某些官方机构。他们对统治家族失去了信心，同时革命党树起旗帜，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者。武昌的起义一开始，全国各地的军队都加入到推翻满族王朝的运动。帝国议会的成员大都属于立宪党派，禁不住表现出对于革命者的赞同。最后皇室发布了包含十九项条款的一份公告——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宪章——但为时已晚。本来将要成立的立宪政府就这样被搁置。皇室所做的只是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一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恰如其分地说过：“虚假的宪政最终将导致真正的革命。” 皇室试图用虚假的宪政来欺骗人民，结果造成了自己的毁灭。袁世凯阁下曾经在给帝王的建议书中说，只有两种选择：给人民一个立宪政府，或者让他们造反。后来发生的事情尽人皆知。所以我说皇室试图组建的政府不是一个立宪政府。
客先生：谢谢你讲述的关于皇室组建立宪政府的尝试；在共和国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临时宪法》、议会、及内阁都怎么样？议会当时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政府完全任其摆布，进而扰乱了国家的和平局面。人民尝到了宪政的很多痛苦。如果你再次提到宪政，他们会被彻底吓坏。是这样吗？
虎先生：在共和国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与国民党成员的多次谈话中，我说共和制无法形成高效的指挥方法，应该采用君主统治来实现权力的集中，他们和我都知道国民的水准。国民党成员起草《临时宪法》的时候，故意采取相反的行动，忽视我的建议。不过应该提及的是，南京制定的《临时宪法》并不是那么糟糕，但是政府迁移到北平后，国民党人通过内阁制和其它限制手段把政府的手脚束缚起来，意在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以便他们能够开始另一场革命。从南京政府解散到第二次革命时期，他们只盯着这一个目标，即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以便通过在中国引发进一步的内乱来争夺总统职位。那些制定宪法的国民党成员和我一样，都明白中国的共和制必须通过君主政府来管理；所以他们故意在《临时宪法》中插入不合理的限制条款。
客先生：你提出的宪政与满族王朝打算实行的宪政有什么区别？
虎先生：不同之处在于正确的程序方法和诚实的目的，这些对于宪政取得成功绝对必要。
客先生：正确的程序方法是什么意思？
虎先生：南京制定的那部《临时宪法》很好，但不适合写进将来的宪法，如果将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为将来的君主立宪政体制定宪法的时候，我们必须参阅全世界的君主制宪法。它们可以分为三类，分别由英国、普鲁士、和日本代表。英国的立宪政体很先进，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原文如此），是全世界最好的。英国的国王只享有头衔，国家的真正权力由议会行使，议会为国家制定所有的法律。至于普鲁士，君主立宪制是在人民发动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普鲁士的统治者被迫召集议会，并向议会这个法律机构提交宪法。普鲁士的宪法是由统治者和议会共同制定的。它的立宪政府不如英国的那么好。至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天皇制定好宪法，然后召集议会。日本人民的宪法权力还小于普鲁士人民拥有的权力。考虑到我国人民的素质水准，我们不能采用英国宪法作为模板，因为它太先进了。我们的最好作法是在制定宪法时采纳部分普鲁士宪法和部分日本宪法。因为我国人民当前的受教育状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完全采取日本的方法——即让皇帝制定宪法，毋需议会批准，然后召集立法机构——显然不明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采取上述的普鲁士方法，稍作些修改，这样就非常适合我们的条件。关于宪法的内容，我们可以从日本宪法中复制些条款，诸如发布紧急命令的权力以及拨付专项资金的权力等，这样可以给予统治者更大的权力，同时又不会显示出丝毫对于立法机构的轻视。我认为这是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正确的程序方法。
客先生：我可以提前了解些我们未来宪法的内容吗？
虎先生：如果你想详细地了解，我建议你阅读普鲁士和日本的宪法。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下面这些。毫无疑问，保障人民的权利、保证议会的权力这些条款肯定会写进未来的宪法。这些条款基本上是存在于全世界的每一部宪法中。但是因为先前的《临时宪法》授予了议会无限的权力，而授予总统的权力非常小，让这位行政首长除了颁发奖章、赐予荣誉以外，没有参议院的批准，几乎无法行事，所以可以肯定，未来的宪法不会从那份文书中摘取任何内容。未来宪法的制定者也不会从满族政府提出的「十九信条」中摘取任何内容，这些条款给予立法机构太大的权力。根据「十九信条」，咨询委员会将起草宪法，然后交由议会批准；总理由议会选举产生；调动陆军和海军需要议会的认可；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同样也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那些严格的规定连英国这个先进的国家也没有写入宪法，却被咨询委员会从皇室手中索要出来。因此未来宪法的制定者最不可能吸取「十九信条」中的任何条款。他们将综合采用日本宪法和普鲁士宪法，并且始终牢记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国民的素质水准。简而言之，他们制定宪法时将复制日本宪法中的部分条款，采用普鲁士宪法的程序方法。
客先生：你讲的诚实是什么意思？
虎先生：欺骗人民是一项糟糕的政策。个体是简单朴素的，但整体不可能被欺骗。满族统治者犯了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向人民承诺要组建一个立宪政府，但从未履行诺言。当时在位者的这种态度导致了第一次革命。目前我国人民的素质水准不是很高，适当地享有少许权力，他们就会满足。如果某个人试图欺骗他们，他的目的最终将归于失败。我不知道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下，人民和议会将获得多大的权力，但我想要在此指出，最好是给予他们少许权力，而不是欺骗他们。如果得到少许权力后还想要更多，那么他们将会为之抗争。如果政府认为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权力，那很好。如果他们不适合拥有更大的权力，政府可以发布公告，说明为什么不满足他们的要求，知道政府的真实意愿后，他们就不会添麻烦。无论如何，诚实是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最重要因素。在实践中做到诚实很简单易行。议会必须有权制定法律和确定预算。如果议会的决定过于理想化或违背国家福祉，政府可以指出其错误，要求他们重新考虑其决定。如果议会维持同样的决定，政府可以解散它，召集另一个议会。这些程序会让政府尊重议会而不是轻视它。议会作出的决定应该由政府严格执行，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真正的立宪政府。讲话容易行动难，如同所有的其它国家一样，中国不得不经历实验性阶段，在真正的立宪政府发展起来之前将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起步很难，但一旦克服困难后，一切都将顺利进行。我强调一下，最好是在开始的时候给予人民少许的权力，而不是欺骗他们。诚实地对待他们是我的原则。
客先生：非常感谢你所讲的。你的论述很有趣，我完全可以理解。你提到的正确的程序方法和诚实的目的将会消除从前的所有腐败。
客先生或陌生人随后离开了。
小册子的写作者突然在这里搁笔了。反复讲述了所有现存模式的不足之处，甚至包括袁世凯本人所作的安排，以确保总统职位可以和平地接替；再次强调了军人不可能不扮演邪恶的角色，之后他提出一种新的风险，外国势力肯定将扶持一个傀儡皇帝，除非中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援引了朝鲜的例子来描述国家分裂的命运。对于日本的恐惧和对于朝鲜这种先例的恐惧——已经是熟知的现象——在整场探讨中都被强调，仅次于确保和平地继任最高职位这一关键事项。透彻分析共和国头三年的历史是为了让这些论点显得明白无误。全篇最后的建议是，戴上一顶合适的王冠，新帝王统治下的中国宪政必须是普鲁士体制和日本体制的混合体，杨度结尾的话是，最好是诚实地对待人民！这句话用来诅咒叱责袁世凯政权就足够了。
9-19. The Monarchy Plot │ 君主制图谋
◊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 ◊
虽然这本奇特的小册子很快就被中国社会接受，用于半官方地警示即将发生的事情，但仅此还不足以发起一项需要外国舆论大度认可的成功运动。小册子的中国写作者涉及了事件的情感方面；还有必要用东西方政治家都能理解的诉求来强化他的论点。袁世凯仍然假装不参与其中，注意力实则集中在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正如我们反复指明，他充分理解外国支持在其所有行为活动中的最大价值——由于中国依赖外国资金，这种支持被公众夸大了。袁世凯似乎仍然心里不踏实，于是非常天真地征求他的首席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的意见，古德诺博士是卡内基研究所董事会下属机构选派来的美国人，称为行政法的最高权威。
即使在这个最严肃的问题上，喜剧的元素也不缺乏。在这个最佳时刻，古德诺博士临时安排回到了北平；早先在京城无所事事地留驻几个月之后，1914年他已获准回去就任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条件是可以随时为北平提供法律“建议”。暑假让他有机会作为短期旅客重新游览先前的赋闲之地；热心的老主顾给他的假期任务是，尽可能简洁地证明中国应该是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毫无疑问所有的学者都可以流畅地写作这个主题。于是古德诺博士只用了少量的纸张和笔墨，在几天之内创作了下附的这份备忘录——说起这份文件很难让人无动于衷，因为它似乎是刻意迎合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开始公然背叛国民寄予他的信任，准备趟过血留成河的大地，只为满足自己的无情野心。
在从前的亚洲历史上从未看见过与这份古德诺备忘录严格类似的东西：超现代的精神被强用来服务中世纪的思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紧随杨度的小册子之后出版这样的颠覆性文件，都会导致骚动和混乱。在中国这个绥靖主义的家园，政客和人民低下头来，忍辱负重。即使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这位巡游的法律权威表现出的漫不经意也有些不知所措；长期以来，这份备忘录被称为是不必要的轻率之举。[附注：古德诺博士的所有研究是在德国完成，注意到这一点可能很重要。] 古德诺博士立即紧扣杨度赋予极度重要性的继承问题，在其论证中必然地表现出漠视已经广为人接受的原则，散发出旧世界的风味，这让他被中国的新生代永远地诅咒。下文是中文翻译件的再翻译版本，英文原版的备忘录已经被丢弃或损毁；在添加我们自己的评论之前，最好先仔细消化这篇辩论。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
一个国家必须拥有某种形式的政府，通常某个国家的特定政府形式不是该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即使是最睿智之人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施加任何心理影响。无论是采取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不是人力所能创造，而是只有契合该国的历史、风俗、社会、及财政状况。如果采用的是不合适的政府形式，它可能会存续一段时间，但最终会被一套更适合的体制所取代。
简而言之，某个国家的政府形式通常是其环境的自然且唯一的结果。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武装力量。如果研究君主制国家，我们会发现，王朝的创造者通常是能够控制全国兵力打败其他反对者的人，以不屈不挠的气概朝着他的目标努力。如果这个人有能力统治国家，是当世的罕有天才，同时该国的条件适合君主制政府，那么他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王朝，其后代将承继衣钵。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解决国家困境的方案应该是在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中寻找。因为君王的过世无疑会衍生谁将接替他的问题，而君主制不需要选举或其它程序。英国人说：“国王会去世，王朝会永存。” 这说到了点子上。为了达此目标，必须明确制定和公开批准继承法；否则在君王过世的时候，不会缺乏觊觎王位的人；由于没有人能够解决权力纷争，结果将会是内乱。
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继承法像欧洲国家所采用的那样长久地令人满意。根据这套制度，继承权归属于君王的长子，如果他不继承，则归于最接近、最年长的男性亲属。继承权可以由合法的继承人自行放弃，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如果长子拒绝继承王位，那么第二个儿子就取代他的位置。这就是欧洲的规则。
如果不采用这种继承法，而是由君王从他的儿子或亲属中选择继承人，不将其规定为长子的权利，那么必将产生纷乱。不会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想要占据王位，他们肯定会在狭小的宫殿内密谋策划，这会给年迈的君王增加痛苦；即使没有导致内战的灾难，继任者的不确定性也会带来很多争端——确实是一种危险的境况。
这是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结论是，从权力传递的角度讲，君主制相对于共和制的优势体现在继承法中——应该是统治者的长子继承王位。
不计入远古时代的国家，当今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君主制。不过有一些例外，比如文尼斯（威尼斯）和瑞士，他们采用了共和政体；但他们只是少数，世界上多数伟大的国家都是采用君主政体。
在最近的一个半世纪，欧洲的看法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总的趋势是不信任君主制而采取共和制。最早尝试共和主义的欧洲大国是大不列颠。十七世纪，英格兰爆发了一场革命，国王查理一世被议会判处死刑，被当作国家的叛徒处决掉。共和国成立起来，政府被称为共和体制，克伦威尔成为摄政王，即总统，克伦威尔能够掌控政府权力是因为他带领革命军击败了国王。然而这个英国人的共和国只存在了几年，最后反过来被击败。原因是克伦威尔过世后的继承问题难以解决。克伦威尔原本希望在他过世后让儿子作摄政王，但当时的英国人不适合共和制，而他的儿子也没有能力担任总统，英格兰共和国就这样突然消失了。接下来英国人舍弃了共和制，重新采用君主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成为国王，不仅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国民的普遍认可。
尝试建立共和国的第二个欧洲民族是美国人。十八世纪的革命成功之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其实美国革命的初衷并不是推翻君主制；而是要摆脱君主制的枷锁走向独立。无论如何，革命取得了成功，并且情势是除了建立共和国之外别无选择：因为没有王室或皇族后裔来承担起国家的责任。另一项因素是共和主义倡导者的影响，他们在上一个世纪从英国来到美国，用共和主义理念沁润美国人的思维。美国人民的思维中充满了共和主义理念，于是共和政体成为整个民族的理想模式。如果华盛顿将军——革命军的领导人——自己想成为君王，他可能会成功做到。但华盛顿的一项宗旨是尊重共和主义，他没有要当国王的欲望。此外他没有儿子能够继承王位。因此在赢得独立的那天，共和体制的政府形式就毫不犹豫地被采用，迄今已经存续了一百多年。
没必要问美国成立共和国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共和政体形式的确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成功秘笈。但应该记住，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美国人民已经学会了英格兰的优秀法律和条例，并且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已经在美国沿用了一百多年。因此1789年从殖民地变为共和国并不是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突然变化。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自治政府已经在有序运转。不仅如此，美国人民的理性思维程度当时已经很高了；因为自从美国有历史以来，人们就一直关注全民教育。找不到不会阅读的年轻人，可以据此衡量普及教育的程度。
在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法兰西共和国就紧随其脚步。法国在宣布独立之前存在一个君主政府，行政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国王手中。法国人民从未参与过政府管理，缺乏自治经验，贸然尝试建立起共和制度。结果是多年的混乱，军政府的专制统治轮番登台。拿破仑被打败后，在其它大国的干预下，君主制度卷土重来。1830年的第二次革命再次将君主制恢复起来，不过普通民众的权力显著增强。这套君主制在1848年再次被推翻，又成立起一个共和国——拿破仑的侄子成为当时的总统。然而这位总统又抛弃了共和主义，为自己建立起君主制。直到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之后，拿破仑三世被推翻，共和国才最终建立起来，至今已存续了半个世纪，并且极有可能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
法兰西共和国确实有永恒存在的远景，但这份永恒性是百年政治革命的成果。一百年来，大力和持续地推广教育为此奠定了基础，提升了国民的政治素养。人民被允许参与政治事务，由此获得了自治的经验。这才是法兰西共和国取得成功的原因。接下来在法国和美国，人们找到了解决国家难题——即政府权力延续性的问题——的方法。法国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参与政治事务让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获得了自治经验。此外，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这两个国家都重视全民教育，通过政府补贴建立起庞大的教育体系。因此这两个民族的理性思维程度相当高。
参照法国和美国树立的榜样，在十八世纪末，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也一个接一个地宣布独立。那些国家当时的普遍状况跟美国有几分相似。当他们宣布独立时，似乎共和制度最适合国情。一方面没有皇室来号令国民，另一方面北美的共和国是很好的学习榜样。当时的公众舆论一致认为，共和政体是理想的模式，适合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这种观点迅速传播开来，几乎每个国家都成为了共和国。然而这些国家获得的独立是以艰苦的斗争为代价，反叛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平息。同时由于当时的教育不普及，国民的心智很低。他们擅长的是专制的手段。没有哪项任务的困难程度赶得上在民智未开化的国家建立共和体制。所以这些共和国都没能收获到好果实，尽管他们勉力保留共和主义。中美洲和南美洲各个共和国的结局一直是持续内乱的现实剧本。军事领导人轮番执掌行政权力。偶尔会有和平，但这种和平只能通过一两个掌权强人的铁腕来获得。那些强人很少关心教育问题，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曾经建立起任何学校。他们治下的国民不被允许参与政治事务，国民的政治经验本来通过参与可能会逐渐成熟。结果是，当掌权者生病或死掉——铁腕统治放松——的时候，那些觊觎国家权力的人立刻造反；由于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继承问题的方案，那些在和平时期取得的进展无一例外地被扫除掉。在极端的情况下，混乱持续的程度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整个国家的社会和金融要素被践踏和摧毁。当前存在于墨西哥的状况被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其它共和国多次重复。这是在政治和金融条件不适合之地采取共和政体的唯一结果。迪亚兹是一名军事领导人，曾经掌握着国家权力，当他成为墨西哥总统时，看起来政治问题似乎就此得到了解决。然而迪亚兹没有推动教育，而是压制人民，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当他年龄渐长、日渐势微之时，反叛者的旗帜一竖起，他就失去了全部控制权。自推翻迪亚兹以来，该国的军方领导人一直在相互争斗，混乱持续至今。在当前的情况下，除了来自国外的干预，没有其它办法可以解决墨西哥的政治问题。（原文如此）
不过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共和国中，有部分国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进展，其中最突出的是阿根廷、智利、以及秘鲁。刚采取共和体制之时，前两个共和国一度出现过混乱，但后来和平逐渐恢复，人民得以享受和平。至于秘鲁，尽管共和政府成立以来发生了些骚乱，共和国的生活整体上是和平的。无论如何，所有这三个国家都投入了最大的精力发展宪政。甚至早在十九世纪初期，阿根廷和智利就已经在努力胜过对方，至于秘鲁，即使在帝王当政之时，其国民也被鼓励参与政治事务。所以这三个共和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巧合。
9-2
研究这些中美洲和南美洲共和国的经历、以及法国和美国的历史，有两个要点我们应该仔细思量：
- 为了圆满地解决共和国总统的继承问题，国家必须拥有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耐心地通过全民教育，将国民的心智提升到一个高水平；并且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政治事务，以获得所需的经验，这之后再采取共和制形式才不会造成危害；
-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人民心智未开、缺乏政治经验和素养的国家采用共和政体，不会产生任何好的结果。因为总统的职位不是世袭的，继承问题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结果将是军事独裁。可能会有短暂的和平，但那样的和平通常与骚乱交织在一起，在那期间，野心勃勃者可能会造反，互相争夺控制权，随之而来的灾难将无可挽救。
这还不是全部。目前的趋势是，欧洲和其它西方国家不会容忍世界上存在军事政府；因为经验表明军政府的结果是无政府状态。这对于欧洲大国当前的利益至关重要。由于他们的金融影响力已经延伸到很远，他们的资本以及各种分支机构的商业活动已经触及世界的每个角落，因此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和平而对某个国家应该采取的政府制度发表意见，尽管他们没有权利干涉其它国家采用何种形式的政府。除非这样做，否则他们无法指望从已经投入的资本中获得应有的利润。如果这种观点发挥到极致，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性可能会受到干扰，甚至政府也可能被其它某个机构取代。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些步骤来实现他们的目的，那些大国是不会顾忌做这些事情的。因此从今往后，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引发不断的革命——就像上个世纪的南美洲那样，那么它不会被允许自己作选择。所以将来的政府为维持和平，应当认真考虑采用何种制度；否则被外国人控制将不可避免。
我们现在来看上述这些要点对于中国政治局势的重要性。由于绝对君主制的荒唐，中国忽略了民众的教育，因此国民的心智能力低下。还有一个事实是，人民从未在政府的行为中发出过声音。所以他们没有能力讨论政治。四年前，绝对君主制突然间变成了共和国。这次运动太过突然，无法指望有好的结果。假如满族人不是外族——国民希望推翻外族统治，那么当时可以采取的最佳步骤是，保留帝王并逐渐引导他组建立宪政府。后来的立宪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建议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如果逐步实施，可渐趋完美。遗憾的是，被外族控制的感受对国民来说很痛苦，保留王位完全没有可能。于是君主制被终止，采用共和制度成为唯一的选择。
我们看到中国的宪政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进步。不过这个过程的起初阶段并不理想。如果有一个受人民尊重的皇室成员出来打理朝政，结果可能会好得多。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解决总统职位的继承问题。我们现有的条款并不完善。如果总统有一天让渡出权力，那么其它国家所经历过的困境又将在中国显露出来。其它国家的状况与存在于中国的状况相似，危险性也相同。完全可能的是，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内乱且没有立即平息，那么会威胁到中国的独立性。
在当前的情况下，那些心怀国家利益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应该拥护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还是建议改为君主制？很难回答这些问题。但我毫不怀疑，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如果要维持中国的独立，那么政府应该是立宪政府，考虑到中国的情形及其与其它大国的关系，采取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会更容易建立起宪政。
无论如何必须记住，为了确保从共和制改为君主制取得最佳的结果，下列要点中任何一条也不能省略：
- 那样的改变决不能引起中国人民或外国势力的反对，否则将导致共和政府费力平息的骚乱再次出现在中国。国家现在的和平局面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住，以免造成危害。
- 如果继承法不能够明确地界定适当且令人深信无疑的继承者，那么从共和制改为君主制不会有任何好处。我已经论述过，决不能让君王自己选择继任者。帝王的权力比总统的权力更大，在大多数国民都很无知之时，帝王更受国民的尊重。但如果改变只是为了加大总统的权力而未能明确地解决继承问题，那么这种改变的理由站不住脚。因为继承的确定性是君主制相对于共和制的最突出的优越之处。
- 如果政府没有为宪政的发展作出规定，那么从共和制变为君主制不会产生长久的益处。如果中国希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那么必须让人民的爱国情怀得以形成壮大，这样政府才能够稳固，才能应对外来的侵略。如果不允许人民参与政治事务，他们的爱国思想就不会增长，没有人民的衷心支持，任何政府都不会变得强大。人民愿意支持政府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所以政府应该让人民认识到，政府是旨在为人民谋福利的机构，政府应该让人民明白，他们有权监督政府，支持政府成就伟大的事业。
上述每个要点都是从共和制变为君主制所不可或缺的。判断各种必要的条件是否存在，应当留给那些熟悉中国并对其未来发展负有责任的人。如果这些条件都存在，那么我毫不怀疑改变政府形式将有益于中国。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份备忘录中吸引并锁定人们注意力的第一个亮点，也是困扰古德诺博士的首要难题，并不是如何巩固这个两年前所有缔约国都认可的新政府，而是这片土地上最高职位的继承问题，关于继承问题已经在《永久宪法》的章节中有详细的规定，《永久宪法》在1913年11月4日的政变之前已经合法通过。但是袁世凯在政变发生之后最关心的，是在古德诺博士和其他人的帮助下颁布一条虚妄的法律，基于其个人意志而没有任何其他方的同意，精心编织一场闹剧，将三名候选人的名字存放在宫殿花园石屋的金盒子里。因为这种预先安排本就带有明显的暂时性，所以这位博学博士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建议推倒政府，以君主立宪的名义恢复帝制，在中国翻新耍弄整个欧洲长期以来努力废除且正要弃绝的花招——即用家族统治取代国家统治。
如果这些建议是在其它国家被严肃地提出来，而不是在中国由一个官方雇佣的人来讲，很难想象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即使在中国，如果是某个英国人公开发表这种言论——特别是在袁世凯多次声明，任何试图强行让他穿戴王袍的行为都会驱使他离开国家、终老海外 [附注：就此议题引用最广泛的陈述发表于1915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当时所有的大都会报刊都登载了袁世凯和指挥扬子江下游部队的冯国璋之间那场引人注目的会谈。这一声明被世界各地的记者广泛报道。针对大量流传的恢复贵族头衔进而复活君主制的传言，这位总统宣称，即使他登上了并不能增强其权力的王位，且有意将帝王黄袍传给儿子，也没有哪个子嗣担当得起此头衔，那意味着新王朝将即刻崩塌。这时冯国璋插话说，华南的人民到最后是不会反对那种改变的，尽管他们认为现在讨论此事为时过早。总统闻听此言，表情变得严峻，提高声调宣称：“你和其他人似乎仍然认为我包藏着隐秘的野心。我可以明确证实，当我送儿子去英国念书时，我私下里让他们在那里买一栋小房产作为可能的家。如果中国民众坚持要让我王袍加身，我将会离开这个国家，在海外度过我的余生。” 这次会谈内容不仅没有被否认，而且已经本书作者核实基本正确。]——我们认为那个英国人有可能被司法机构下令立即收监，骚动和大规模内乱的可能性足以迫使英国法院采取行动。是什么力量让美国人说出了英国人不敢说的事情——1915年的中国允许发生一场新的革命运动？首先，对历史的理解如此肤浅，加上如此惊人地抑制当代政治思想，让人很难相信国民的诉求曾经被些微认真地对待；其次，在比较中国和拉丁美洲共和国的时候，故意忽视最重要的民族因素；最后，对于中华文明迄今最引人注目的智力水平完全无知。
古德诺博士的方法本身很简单。为了证明君主制相对于共和制的优越性——同时谨慎地回避当今战争灾难的道德教训——他翻遍了尘封数百年的历史。消失近三百年的英联邦被搬出来作为困扰共和国的危险例子，虽然很难看出在代议政府理念被理解之前所作的一场实验跟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联系。更糟糕的是，其中声称，英联邦消失的原因是“克伦威尔过世后的继承问题难以解决”。毫无疑问，英国历史学家会对这种奇怪的谎言提出无数置评，这种谎言以最误导人的方式草草了结历史上一段非常有趣的篇章，并且没有告诉中国政治学者，军政府——不是共和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群体中一直遭遇的是彻底失败，这才是克伦威尔主义消失的唯一原因。即使在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古德诺博士似乎也很乐于发表谬论。他讲：“美国人民的思维中充满了共和主义理念，于是共和政体成为整个民族的理想模式；” 然后又加上些似乎是反驳他自己的话：“如果华盛顿将军——革命军的领导人——自己想成为君王，他可能会成功做到。” 我们不知道美国人是否喜欢对他们历史的这种阐释；但至少他们不会看不到君主制在中国催生的惨淡结局。对于十八世纪试验性的法兰西共和国，对于中南美洲古老的西班牙殖民地，最重要的是对于墨西哥，古德诺博士也是以同样的风格来论述。众多的社会运动即使放在详尽的论文中也只能不确定地剖析，却被定制成为误导人的语句，只为引入无可回避的关键问题——1915年让袁世凯称帝的中国式君主立宪制。
这还不是全部。似乎对他自己刻意达成的结论感到震惊，在备忘录的结尾，古德诺博士又将这些结论化归为零，他表示在中国圆满地恢复君主制需要三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条件（1）不会招致反对（2）继承法必须制定妥贴（3）必须为发展宪政作出充分的规定。众所周知，这些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远东的每个人都早已明白。如果古德诺博士对中国的历史进程稍加留意，他就会知道（a）任何篡夺王位的举动都绝对会引发中国人造反以及日本的干预（b）袁世凯的权力是仅限于其自身，不可能通过人类已知的任何方式传递给其儿子（c）袁世凯的所有儿子都不中用，长子半瘫痪（d）立宪政府和完全神化的东方君主概念是如此对立，它们根本不可能彼此共存，任何重塑君主的行为事实上就是重建神权统治（e）虽然他不间断地提及国民的政治素养低下，但中国人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拥有最完备的地方自治模式，当今的政治问题就是将这些地方模式集中到某种程度上表达出来（f）所谓中国人缺乏爱国情怀的说法纯粹子虚乌有，是由于外国人对某些基本事实的根本误解而在国外传播开来的臆断——比如在帝制时代，外交事务只是帝王一个人关注的问题，1911年以前的乡村中国是一个社会经济联盟，类似于汉萨同盟那样的中世纪盟邦——这个乡村联盟不关心任何其日常经济生活之外的事务，诸如领土治权、边境问题、或海港通行监管等，因为那些事情毫无意义。只是到了日本战争以后（即1895年以后），外国的侵犯将各种问题从帝国的边缘带进国民的经济生活之时，他们的自尊心才被触动，尽管“他们缺乏政治事务的经验和素养”，但突然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爱国情怀，要理解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历史，只有将这个首要的论点——即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现实——放置到中心地位。
无论如何，纠缠于这个主题毫无意义：我们已经讲得够多，足以显明有些人的十足轻率，他们本应该从最开始就认识到，新的中国攸关人民的生死，外国人的要务是坚守新的理念。这份古德诺的备忘录一经发表，就被精准地投入到任何对中国略知一二的人都可以预见的卑劣用途：简单粗暴、肆无忌惮的利用，其中的建议被采纳，让人更强烈地鄙视那些不择手段推动君主制图谋的人、以及那些不耻于利用外国人信用的人。
10-110. The Monarchy Movement Is Opposed │ 君主制运动遭到抵制
◊ 学者梁启超的诉求 ◊
我们已经在几个地方提到学者和文人诉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非凡作用。有必要回溯到罗马帝国诞生的时代，提及了不起的西塞罗，来理解才华横溢者的声音对国家的影响有多大。梁启超，差不多45岁的一个男人，早以其文学造诣和知识技能而闻名，他虽然没有掌握任何西方语言，却已经将欧洲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详述给国人同胞。他的大脑创造出许多准确表达议会政府的词句，他的心理状态随着当今中国的成长而进步发展，相当出色地适应了20世纪的要求。他是1898年维新的一名参与者——康有为带领下的少数专注者之一，他们说服苦命的光绪皇帝，面对满清官吏的激烈反对，几近成功地推行了让国家走向现代的政策；梁启超呈列出所有合理的论据，反对袁世凯筹划施行的复辟行为。他明确知道该向哪里出击——以及用多大的力量；将自己的全部热忱投入其中。当局逐渐得知他正在为中国人准备这份简报，极力阻挠他发表这种会造成大麻烦的言论。有影响力的代表被派去恳请他记得中国所处的险峻的国际局势——如果产生更多的纷争，将导致灾难爆发。梁启超一度犹豫是否应该要发起反击。最后共和党说服他对于专制君主必须挞伐；于是才发表了这份驰名的对共和国总统的谴责。
发表后的效果立竿见影，影响深远。人们明白武力反抗已经提上日程。这份非比寻常的文件中洋溢着近乎圣徒般的热情，表现出独特的义愤填膺之感。对墨西哥迪亚兹政权的精辟分析，加上他影射袁世凯的方式——假装在审视墨西哥的作法，赢得了喜欢旁敲侧击的民族的掌声，足以证明重大的抗争正在酝酿。这份文件在整个中国传阅，人们交口称赞。尽管受到翻译的影响，但仍然少见地引人入胜，折射出中国人的智慧；其中包含的对政治术语的详尽查考显示出，有朝一日中国人将把他们的创新才智拓展到迄今从未涉足的领域。特别有趣的是将这个人的论点与杨度之流的颓废论点进行对比。
从共和制到君主制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想说明两点。第一，我不是那些偏听偏信、痴迷于共和主义学说的革新者之一员。因此我对共和政体没有偏好，对其它政体也没有任何赞成或反对的偏见。这可以通过我过去十年的文献作品来证明。第二，我不是那些器重王朝统治的资深保守派之一员。那些只是尽力安于现状之人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想要不偏不倚地考虑国家的当前局势，那么必须不理会任何特定家族的兴衰。只有认识到这两点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我的观点。
一、国体的问题
从前某个时候我曾经说过，作为政治学者，我们应该只关心政体，即政府的形式，而不是国体，即国家的形式。不要以为这是玩弄文字，它是所有政治批评者应该遵循且永不偏离的原则。政治批评者不应该也不能够影响到国体这个问题。他们不应该影响国体，是因为只要国体的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政府职能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就谈不上政治局面，也不会有任何政治问题需要讨论（在这里政治这个词实际上是指行政）。如果政治批评者干涉国体问题，就会把国家带入政治不稳定的状态，从而侵蚀人民的立足之地。那样的批评者好比一个人试图不上台阶就进入到房子里，或者是没有船就想过河。
他们不能够影响到国体的问题。驱动和引导某种国家形式发生改变的力量通常不是单纯来源于政治。如果时机不成熟，批评者的宣传鼓动再多也不能加快其进程。如果时机已经成熟，无论批评者说什么都无法阻止它。政治学者沉迷于讨论国体问题——即国家的形式，是尚未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和能力。对于态度积极的政治家和批评者来说，这种说法也符合实际；因为政治家的首要职责是寻求改善和推进现有政府的执政基础。越过这条线一步就是革命和阴谋，那不是正直且积极的政治家或从政者的态度。这是在从消极方面看待问题。
从积极的、进步的角度来看，同样存在一个边界。在某种政府形式下的政治活动，在对立的政府形式下也是政治活动。但这些不是政治原则问题。只有当一个人背弃了他珍存坚守一生的理念时，才会出现原则问题。所以通用普适的大原则应该是，只审视政府形式的实际施政状态，而将纯粹的国家形式留在幕后，所有政治批评者都应该遵循这条原则。
二、反对改变的理由
没有哪种政府形式能达到理想完美；其存在的理由只能通过所取得的成就来判断。依据理论结果作基础来人为地裁决应该接受和抛弃什么是愚蠢之极的举动。不过，仅只是愚蠢并不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但如果一个人对某种政府形式有偏爱，并且为了证明其观点正确而人为地制造声势，那么对国家的危害和损伤将是不可估量的。出于这个原因，我的观点一直是不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但我一直反对任何人宣传推崇我们现时生活之外的政府形式。过去我反对那些在国家尚处于君主政体之时努力传播共和政体的人，我写出来的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不少于二十万字。即使到了革命爆发后九个月，我仍然发表了一本题为《新中国建设问题》的小册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尝试表达维护旧政体的观点。
我对当时的帝王家族有什么义务吗？它不是尽其所能地迫害和羞辱我吗？如果没有发生革命，我可能直到今天还在流亡。我不是小孩子，我完全清楚当时的政府带给人民内心的失望。我还是冒险承受全国人民的反对，试图延长那个垂死王朝的寿命。我没有其它的想法，只是认为，如果在当时现存的政府形式下，整个国家能够齐心协力改善政务管理，我们就有实现心中希望的可能。我之所以那样认为是因为国民还没有被引导接受改变。如果在引导国民接受并习惯新的秩序之前就改变国家的状态，那么几年过渡期间的危险和困难将是无法估量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国家的毁灭。即使我们幸免于国家灭亡的悲剧，政府职能迟滞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挽回的。回忆过去的经历令人痛苦；如果各位读者再次阅读我在1905年和1906年期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那些文章，他们会发现共和国经历的所有苦难都印证了彼时的预言。灾难发展的不同阶段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一段接一段地展开。很遗憾我的话没有被听取，虽然我曾经哭泣恳求。那就是国家状态发生改变——国体改变——的后果。
然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平复喘息，再次改变之说又甚嚣尘上。我无法确切地说出这种谈论是如何开始的。从表面上看，它是源自于古德诺博士的言辞评述。但我无法得知古德诺博士是否真的发表了那种观点、以及表达那种观点的目的。他告诉一位北京的报社人士，自己从未表达过归咎于他的那些观点。尽管如此，我仍然禁不住心生疑窦。古德诺博士所讲的都是抽象地谈论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优点，比如国家形式（国体）必须适合一国的总体状况，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南美洲各个共和国吸取的教训，实际上都是非常朴素的要点，很容易推导。好生奇怪的是，如此众多的政客和学者，多如森林中的树干和溪流中的鲈鱼，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些简单的要点；现在突然间又热衷于这些浅显的道理，因为这些浅显之理出自于一个外国人之口。难道是因为除了外国博士就没有其他人能够发现这些事实？为什么即使像我这样卑微的学习者，虽然学识甚至不及这位优秀博士的万分之一，在十多年前还是预见到了他所说的；并且我说得更丰富、更全面。我不想谈论自己的文章，尽可让各位读者去浏览《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新中国建设问题》等，不一而足。遗憾的是我没有蓝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因此我说的话不被国人接受！
三、已裁决的事项
我不是说不应该讨论共和制度的优点或其它方面，但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刻已经过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最佳时刻是在革命刚刚开始的1911年；从那以后的进一步讨论不应该被容许。如果重提这个问题发生在扬子江上的湖口爆发二次革命之前，或者是在总统正式宣誓就职之前，或在各国正式承认共和国之前，可能还会找到些理由；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时候，理由也显得苍白无力。你们那时候在哪里，君主制的拥护者？难道你们当时不能把世界上某位大学者的文章拿出来作为讨论的主题？难道你们不能引用美洲共和国的案例，警告我们这些共和国绝不是和平的？然而当时的裁决先生们每天都在推进共和事业，声称共和主义是世界上所有政府的灵丹妙药，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是新元素，像我这样卑微无知的人，当时身处异国他乡，满心忧虑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撰文支持自己的观点，流泪到眼干。
难道你没有认识到国家之事非常重要，不应该随意打破其宁静？你怎么可以权且当作试验，如同把钱匣子放入废弃的洞坑，嘴里还念叨：“让我暂时把它放在这里，以后我会保管好它。” 国家的情形可以比作男女之间的婚姻。恋爱期间须得格外留意。女士得留心察看是否值得将这个男人作为人生伴侣。在此期间，她的亲戚朋友有责任向她指出任何可能的担心或误判，即使会拂其心意。如果在此阶段你不闻不问，本来你有充足的时间改变她的前路，甚至明知不相容还鼓动她结成连理，那么其后你有什么权利去责怪她不应该依附终身于那个男人？这样的作法是善意之举吗？
如果共和事业真的是足以造成国家的毁灭，那么现在拥护君主制的你们当初就是把国家置于无望独立的境地。你们就是那些竭尽所能灌输和逼迫接受共和制的人。谚语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个人能活多久，你们不满足于犯下一宗大罪，又要再次作恶。共和国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作为资深共和主义者的你们，今天带头鼓吹推翻共和国。是的，我曾经反对共和事业，现在反对你们，这很有些奇怪。没有什么更奇怪之事，没有什么事情如此重要。
我们时髦现代的批评者说，我们更偏好君主立宪制，而不是独断专行的共和制。我们是否在按照宪法行事是跟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而我们是不是共和国这个问题与国家的形式或状态相关。我们始终认为，国体问题超过讨论的范畴，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行政管理的现实状况。如果管理部门（政府）依宪行事，那么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就无关紧要。如果政府不遵守宪法，那么共和制和君主制都无济于事。因此国体问题和政体问题没有联系。有种荒谬的说法是，为了改善行政管理，我们必须改变国体——国家的状态或形式。如果这种想法被接受片刻，那么即使是宪政国家也将无休无止地变来变去。令人好奇的悖论是，批评者们过去说，只有共和制而不是君主制才可能合乎宪法；现在他们反过来又说，只有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才是合乎宪法的！
10-2四、总统和宪法
在讨论批评者的观点是否合理之前，让我对于什么是宪法给出简单的定义。我的反对者想必也会同意，宪政的主要原则是立法机构应该始终制衡行政权力，行使行政权力总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还会认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的最重要特点是，君主应该只是有名无实的领导者，组建一个责任内阁是不可或缺的伴随程序。如果认可这些简单的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提出见解来讨论。让我们先看谁将成为君主这个问题。直白地讲，我们心目中的君主候选人是这位总统吗？还是其他某个人？（鉴于总统反复声明他绝不会同意转变成为皇帝，我的这种联想是对其名誉的严重侮辱，在此恳请原谅，因为这只是猜测和假设。）如果我们发现另外的某个人适合作君主，那总统怎么办？总统长期以来承受着国家的重担，就他自己而言，当然会很乐意腾出职位去过退休生活，但我们能想象人民会同意总统退休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要求总统在有名无实的君主之下组建一个责任内阁？即使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总统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乐于舍弃自己的本意而顺应人民的愿望，如果让他——整个国家都仰赖之人——受制于议会，那也将真是危险。所以，让总统之外的其他人作君主进而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论点是错误而站不住脚的。
那么我们应该让这位现任总统来作君主吗？当然总统不会同意这种作法。我们暂且假设总统考虑到国家的长远福祉，乐于舍弃一切来满足人民的愿望，我们是否期望他只作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者？套用西方的说法，有名无实的君主只是一头肥猪、一只豚鼠、一件昂贵的装饰品。在情况如此危急的关头，把这么重要的人物放在那种闲职上是否明智？
即使我们愿意让总统成为有名无实的领导者，能否组建起一个责任内阁仍然是个问题。我不是说总统不允许在他之下存在一个责任内阁。我的意思是，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没有人拥有足够的威信和能力来接管袁总统的职责。谁能够接替这位大总统打理我们面对的诸多困难？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普通人让他担此重任，我们将会发现，他除了缺乏胜任职务的能力之外，缺乏绝对的影响力将让他无从行使权力。为了满足当前局势的要求，内阁制被改成了总统制——弱势政府的绝佳替代品。未来两三年的情形跟现在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那种鼓吹国家形式改变之后，政府管理一夜之间就会变得更好的论点，即使不是欺骗普通民众的邪恶谎言，也是书呆子的无稽之谈。相应地，宣称只要总统同意作君主就可以立刻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论调也是荒谬虚妄的。
那些将立宪作为君主制盾牌的人是否对“宪法”有不同的定义？清（满族）王朝认为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制定有宪法。我们是否认同？我还会问那些批评者，他们如何能确保，只要改变国家形式，宪法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生效实施。如果不能给出任何明确的保障办法，那么他们所倡导的只是绝对君主制而不是君主立宪制。因为它不大可能是君主立宪制，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它将是皇权专制。出于对专制弊端的厌恶，我不认为将共和国变成皇权专制是明智的计划。由于各种不可避免的因素，尽管会有激烈的反对，在共和制国家短时间地采用专制手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当前的批评者提出的计划要付诸实施，即在承诺立宪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同意采取君主制，那么在过渡时期必须明确向国民承诺，立宪政府将成为现实。如果在作出承诺后，又声称现有局面证明继续采用专制手法正当有理，恐怕整个国家都不会容忍这位总统。表面上粉饰为立宪政府，实际上以违宪的方式维持统治，是清朝垮台的原因。前车之鉴并不难理解。让我们引以为戒。
五、君主制拥护者的谬误
另一方面，如果当前的批评者真的渴望宪政，那么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在共和制之下达不到，而必须通过君主制以迂回的方式来实现。在我看来，目前在中国达成宪政的真正障碍是现有的状况，即官员的态度以及国民的传统思想和心智水平。但是这些障碍并非源于采取共和制；因此也不能指望它们会随着共和制的退出而消失。比如上至总统下至京城和各省的所有官方机构的小官员，每个人都设法游离于法律之外，认为率性而为才方便实用。这才是宪政的最大障碍。这与国家形式是否改变有什么关系吗？再者，国民缺乏对于政治事务的兴趣，缺乏政治知识、政治道德和力量，以及他们无力组建政党来让不可侵犯的议会发挥作用，也是实现宪政的困难。这些事情与国家形式的改变有什么关系？如果要逐一列举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得反复屈指掐算，无法穷尽。不过很明显，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可归因于共和主义。
鼓吹在共和制下无法完成的事情可以在采取君主制之时立即实现，或者是在君主政体之下能够做到的事情放在共和时期永远无法达成，都超出了像我这样的愚钝之人的理解能力，尽管我力图在脑子里找到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真的渴望宪政，总统应该以身作则，尊重《宪法条约》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促使其下属也这样做。条约的每个字都须得到执行，不得试图超越其限制。
同时为国民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他们熟悉政治事务，不要压制人民的愿望、削弱他们的力量、侵犯他们的利益、伤害他们的自尊。几年之内我们就会收获到成果。如果不做这些事情，而是徒劳地责怪国家形式，那么就如同朱子{即:朱熹}所说，我们就像一条船在埋怨河道太弯曲。
那些主张改成君主制的人最有力的论据是，在总统选举期间很可能会发生骚乱。这的确是一个危险因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十年前我不敢加入共和制拥护者的行列。如果批评者想要在这一点上攻击我，以支持他们的论点，我建议他们无须另外写文章，只需要重印我从前的作品，我认为这样会更有效果。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相对有效的补救措施。因为根据最新的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实际上变成了终身制。因此在总统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出现这种危险。我们担心的是现任总统去到另一个世界后这里会发生些什么。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不希望触及的问题；但是既然每个人、即使是教主到某天也必定会死去，那么让我们直面这件事情。如果苍天保佑中国，让这位大总统能够为国家奉献十年或更长时间——在此期间，他将能够维护政府权威、清理官场、储备力量、稳固国家、消除所有隐患——那么不存在选择共和制或君主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苍天不肯如此眷顾我们，在大总统使命未竟之前就将他带走，那么中国的命运已然注定。无论如何改变国家形式都于事无补。因此中国能否安宁完全取决于大总统的寿命以及他在有生之年的成就。无论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结局都一样。
你还怀疑我的话吗？让我给出更深入的分析。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区别仅在于国家元首的继承方式。很明显，虽然在元首的有生之年可以制定出某种继承法，但是继承法在元首过世之前都不会生效；其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取决于两个因素：（1）前任者的功绩和个人影响力在他过世后是否继续起作用（2）在元首过世之时是否有胆大妄为、桀骜不驯的挑战者，如果有，这种人有几个，他们提出的争议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将这些作为分辨未来的依据，无论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我们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六、总统选举法
然而总统选举法规定，继任者应由其前任提名，被提名者的名字将被锁在石头房子的金盒子里。总统现在可以一方面扩展他的功绩，增强他的个人影响力，以便整个国家都甘愿服从他的意志，即使在他过世后也不打算违背他的遗愿，另一方面，总统可以悄悄地查明可能导致分歧的原因，然后采取适当的措施预防和消除纷争。如果争议的根源在于法令，那么修改法令，使其不会被可能的挑战者用作工具。如果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个人，那么栽培那个人，引导他追求公义，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以免受诱惑。与此同时，让总统仔细挑选最终可以担当国家重任的继任者（根据总统选举法，总统可以自由地提名他喜欢的任何人，不论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其他某个人）。让被提名者担任要职，以便吸引公众的注意。给予他实在的权力，让他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把他的名字放在金盒子里其他无足轻重之人的前面。这样等到打开盒子之时，绝对不会有争议的理由。
如果每任总统都这样做，那么这套制度可以沿用数百年也不必担心会中断。否则我们的帝王制度将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处依附，那种情形简直不敢想象。纵览中国历史，会看到无数次在帝王统治时期，王子们在皇宫内鏖战，而他们的父皇的尸骨还在大厅中尚未下葬。由此可见，无论是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国家安宁与否的内在原因并不在于宪政的形式。
七、独裁者迪亚兹的例子
批评者提出墨西哥的例子——那里的竞争对手一直在争夺总统职位，以及中南美洲各个共和国及葡萄牙的内乱，力图作为无懈可击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共和制不如君主制的论点。我估计这些批评者的看法是，如果这些共和国都改成君主制，那么所有这些混乱都可以避免。让我来告诉他们，迪亚兹统治了墨西哥三十年，去年五月才死于流亡途中（我不肯定准确的月份）。如果墨西哥的战乱真的是因为继承问题，那么这场争斗应该等到今年才开始。事实上，如果有必要采用君主制来避免这种混乱，同时假设三十年前迪亚兹有一个像古德诺博士这样的人来提出这种建议，有筹安会这样的人来鼓噪传播，再假设迪亚兹大胆地接受了建议为自己建立起一套帝王体系，那么墨西哥就会有持续永远的和平？
如果迪亚兹登基称王，我很肯定，早在他的帝王制度生效之前，或者是他自己成为新王朝的骄傲创始人之前，他就会流亡国外。他的帝国宪章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迪亚兹终其一生也没能阻止叛乱，我们如何期望一套空泛的帝王制度在他离世后能防止纷争。即便是小孩子也能看到这一点。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墨西哥的骚乱都无可避免。为什么？因为迪亚兹戴着共和国的面具，实际上在扮演暴君的角色。在任职的三十年里，他从未致力于强化国家的根本，而是费尽心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集结了大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威慑人民。由于担心军队可能变得傲慢不听指挥，他挑拨起内部分歧，以便自己可以玩弄他们于股掌。他驱逐了所有反对者，只依靠武力。对于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迪亚兹要么通过收买来腐蚀他们的品格，要么将他们暗杀。他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家伙，花钱如流水。他随意地从外国资本家那里借债，而对于墨西哥人民则横征暴敛。人民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国家的资源枯竭，最终造成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十年前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迪亚兹是个举世无双的欺诈之徒。我当时说过，墨西哥在他身后将举国遭难，整个国家将沦为一片黑暗之地。（我的朋友汤觉顿先生在墨西哥内乱爆发之前也写过一篇相同主题且更全面详实的文章）。迪亚兹幸亏是戴着共和主义的面具，正因为此，他才得以篡位并担任总统三十年。如果他试图登基作皇帝，很早以前就会消失无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其它共和国也是同样的情形。他们的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军事力量用来作为总统席位的垫脚石。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军事野心家现身。国家不适合共和制度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我不认同这是唯一的原因。
至于葡萄牙，从君主制转变成共和制的确没能阻止内部动乱；另一方面，葡萄牙正是由于内部动乱才转变成共和制，内部动乱正是在君主制期间开始的，难道这些不是事实吗？认为共和制肯定会导致骚乱而君主制必然会确保和平有序，这种想法很荒谬。波斯{即:伊朗}不是君主制吗？土耳其不是君主制吗？俄国不是君主制吗？去阅读他们近几十年的历史，看他们有多少年的和平。这些国家没有总统选举。为什么那样的动荡不安呢？
还有，为什么五胡十六国时期和五代十国期间的国家状况跟墨西哥当前的局势一样悲惨凄凉，尽管当时没有总统选举？在引用客观事实作为例证时，批评者不应该任由其个人好恶来支配选择。那种作法只能欺骗自己而无法欺骗他人。冷静地讲，任何国家形式都有可能收获成功的治理或者引起叛乱。十次叛乱中有九次是由于政府管理的原因而不是国家形式。不可否认，当国家形式不适合国民的状态时，反叛和纷争的几率会更频繁、更容易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前不提倡共和主义；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是共和主义的盲目信徒。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们，筹安会的人。
我之所以决定不去鲁莽地提倡改变国家形式，是因为多年来我心中装载着无以言表的悲伤和痛苦，认为自1911年的错误以来，中国未来的希望几乎已不复存在。一方面，我们无力让共和国取得成功一直困扰着我，另一方面，不可能恢复君主制这一事实又让我苦恼。这种情形让我心烦意乱，有时候仿佛迷失自己。但由于整个国家似乎已处于绝望状态，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悲伤之上增添痛苦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我不是发表悲观的感言，而是始终以励志之语提振我们的士气。在这方面，我已经倾尽全力。我的朋友徐佛苏先生在五六年前跟我讲，中国不可能逃脱革命，革命的结果必然是成为共和国，成为共和国又必定让中国消亡。我一直在深思这些不祥之语，力图帮助国家摆脱他预言的这种宿命，但至今仍未找到方法。
10-3九、“神权包裹君王”
我的朋友们，你们已经很好地论述了共和制不能够帮助中国维系生存的原因；现在让我来说明为什么恢复君主制度不可能。维护君主的威严取决于某种神秘的、历史的、传统的影响或信仰。那种影响能够无意识地、自发地产生一种效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维持国家的秩序，为国家带来祝福。这才是君主制的价值所在。但威严不可以随意摆弄。一旦被践踏，就再也树立不起来。我们将木头或者模具粘土雕刻成为人的形象，称之为神（菩萨）。然后把它放进一座美丽的寺庙，供奉在壮丽辉煌的神龛中，于是人们就会崇拜它，认为它神奇强大。假如某个狂人把它拉下来踩到脚下，然后扔进一个肮脏的池塘，再假设有人发现它在池塘里，又把它放回到原来的神圣居所，你会发现它的魅力已经消失。自从君主政府时代以来，人们看待君王始终怀着某种神圣的敬畏，从不敢质疑或批评他的观点。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和主义，普通民众的这种心理倾向被猛然终结，不可能再重塑。环视全世界的共和国，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在共和制下遭受了苦难，但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地摆脱共和的束缚。在全世界的共和国中，只有法国两度在共和创立后又恢复过君主制。不过恢复后的君主制几乎是立即又消逝无踪。由此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一个国家要在共和政权之后重返君主制状态是多么困难。虽说中国只经历了短暂的共和政权，但必须记住，这种势态已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实际存在了大约四年。在势态发展期间，革命者以最夸张的言辞痛斥君王，并将他与魔鬼相提并论。他们的目的是消除民众对于皇帝的迷信；只有削弱君王的威严才能让革命事业取得进展。在变革期间和变革之后，所有的官方文件、学校课本、媒体评论、社会闲言对于君王都是一片斥责之声。所以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光辉灿烂的人物形象一直躺在肮脏的池塘里！暂且不说现如今难以恢复君主制，我们假设通过专横霸道的手法成功地把它恢复起来。你会发现它不可能再有从前的威严和影响。
转向另一方面，最自然的进程似乎是恢复最后一个王朝。如果不是因为仇恨外族统治，中国还可能重新出现个查理二世或路易十八之类的人物。但由于最后一个王朝是满族，这种可能性也就不存在。如果建立一个新王朝，那么需要很多年的艰苦努力和大量的组织协调才可能成功。即便如此，只有少数先例用这种方式成功地延长了他们的王朝统治，通过事实上向国民展示他们的功绩。所以几年来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如果我们有回到君主制的可能，那么增强国力、筑牢根基会更容易。重建君主政府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在现任总统的领导下施行彻底的内部改革，也就是说，妥善处理好所有被忽视的国家事务，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家庭都幸福安康，训练好军队，“吃”尽所有必经的苦难，等到出现一个好时机，总统罕见地大败外敌；那时候他的成就也许会让千百万民众拥戴而登基称王，于是乎得以将王位传给他的子孙万代。
第二种可能性是再次发生内部大动乱，导致整个国家彻底失序，分裂成独立的小国，总统镇压住他们，将国家合并成为一个帝国。当然我们不会祈祷第二种可能性的出现，因为那样中国人民将一无所有。并且没有人能够确定，成功平息内乱的人是否出自我们自己这个民族。那种结局无异于国家灭亡。至于第一种可能性，我们知道目前有一个能力超强之人处于最有权势的地位；给他些时间，很快他就会表明自己是名成功人士。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不正是取决于此吗？
十、未成熟的梨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不应该存心在此时给共和国制造麻烦、给大总统增添些担忧，以便他可以将其超强的思维和精力投入到伟大的制度改革中。那样我们最后的希望某一天才能得以实现。不过我们现在生活在何年何月？这场大危机（注：此处指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才刚过去，我们还没来得及喘息平定。在强大邻国的压力下，我们被迫签署了“某”项条约。水灾、旱灾、瘟疫、蝗灾在袭击我们的国家，浩劫遍地，匪患横行。在古时候，这种状况会让皇室移除饰物、谦卑作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有人劝说催促总统登基，意欲何为？果实尚未成熟就采摘会伤及树根；胎儿未足月就强行分娩会让母亲丧生。如果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由于过早强求导致失败而消失掉，那些主张这番过早尝试的人如何在国人面前为自己辩解？筹安会人员须认真思考这一点。
诗歌讲：“人民累了。让他们歇息一下。”{即:民亦劳止，汔可小息} 从辛亥年八月至今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历了很多变故。意想不到的事情有满族立宪，然后是“五族共和”，然后是临时总统，然后是正式总统，然后颁布《临时宪法》，然后突然又修改，突然间召集国民议会，突然间又解散，突然间我们有了一个内阁制，突然间又变成为总统制，猛然间是个短期制总统，猛然间又是个终身制总统，猛然间《临时宪法》被暂时作为《永久宪法》，猛然间又强制起草《永久宪法》。总体讲来，每种新制度的平均寿命不到六个月，其后与之完全相反的新制度接踵而来。整个国家不知所措；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尊严和信誉一落千丈。有许多内政外交事务亟需探讨。如果你们希望报效国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为何要徒劳地试图兴风作浪、无事生非，刺激鼓噪民众，给国家埋下纷争的祸根？
十一、总统的誓言
还有一两个要点我就说完了。这些就类似于与筹安会的直接对话。有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是，你们心目中的未来皇帝是谁？除了这位大总统，还有其他人选吗？你们很清楚，一旦这位总统卸下国务重担，国家将陷入混乱。如果你们铁心以亡国之人的盘算去策划这场阴谋，那么四亿国民不会原谅你们。
你们心目中的那个人是现任总统吗？苍天大地、四海生灵都知道这位总统在宣誓就职时发出的誓言。早就有此类谣言在流传，但每次总统听到这些流言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表达出公义信念，坚称任何压力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心。总统身边的所有官员都在不少场合听到他讲出这些话来。对我来说，他的话至今还萦绕在耳边。冯国璋将军曾经向我转述过总统所说的话。他说总统在英国准备了“几间屋”，如果国民定要他作皇帝，他就会逃去准备好的避难所。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统的决心有多坚定。难道你们从未听说过总统的这番话，竟然毫无理由地提出这个离奇的论题。如果情势逼迫总统实践自己的诺言而逃离总统府，那时候你们如何应对？
也可能是你们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自认为总统所说的不是真心话，孔子讲“嘴上说不，心向往之”，你们以为他不会责难你们，就冒险行动。你们的这种作法是将总统看成了什么样的人？出尔反尔是流民也鄙视的行为。臆想总统会这样做就是一种侮辱，其丑恶程度令人发指。任何犯下那种侮辱罪行的人都不会被四亿国民饶恕。
十二、筹安会及法律
接下来我要问你们是否读过《临时宪法》、临时法典、集会结社法、新闻条例，以及各种关于惩处胆敢密谋反对现有国家形式之人的法令？难道你们不知道，作为共和国公民，必须尽职尽责地遵守宪法、服从法律和法令？然而，你们竟敢公开召集党羽，煽动革命（政治学对革命的公认定义是“改变现有的国家形式”）。由于你们与总统的联系如此密切，司法机构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惩治你们，现在你们更加肆无忌惮，在光天化日之下施行尔等的险恶图谋。我不想说你们在为中国规划什么样的和平；但我知道，你们彻头彻尾地违反了法律。如果你们认为国家治理可以没有法律，那么我无言以对。否则告诉我你们作何解释？
很明显，你们不会满足于叫嚣，而是着眼于实现期望。也就是说，你们希望建立起预定的君主制，并让它永远持续下去。那样的君主制还能靠什么原则延续下去，除非所有的王室成员和黎民百姓都绝对地遵守那个王朝的法律和规章？采取违法手段创建一个新王朝，就像一个男人为了娶某个女子为妻，引诱这个贞洁的处女跟他发生性行为，藉口将要成婚无需再坚守贞操。那个男人在结婚后还可以责怪他的妻子不守妇道吗？如果身为共和国的公民可以公开大胆地集会结社来推翻共和国，谁说我们不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大胆地集会结社来推翻君主制？如果将来另一位外国博士建议采用另一套理论、组建另一个社团、从事另一种形式的活动，你们将会怎么说？诗歌讲：“阻止猴子爬树，就像给泥沼中的人抹泥。”{即: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 试图采用那些手法创建一个新王朝是愚蠢至极。孟子说：“君子创建王朝时，着眼于将诸事作为好榜样传承下去。”{即: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树立一个不能作为范例来传承的样本，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幸吗？当前的情势带给我不少的忧虑。
十三、补充说明
在我写完上文后，杨度的小册子《君主立宪制拯救中国》{即:君宪救国论}的副本转到了我手中。随意浏览之时我注意到这段文字：“宪政国家是法律严明的国家，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任何人都不能做法律不允许的任何事情。好人不能在法律边界之外做好事；坏人也不能做违反法律的坏事情。” 这确实是一段散发宪政精神的文字。让我们问筹安会长杨先生，筹安会的活动是否处于法律范围之内？杨先生是个好人。因此他有可能认为不是在做违法的坏事情；退一步讲，难道他不是在做法律边界之外的好事情吗？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如此非法行事，我们很容易想象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制是什么样子；也很容易想象其君主立宪制的命运将会如何。
孟子说：“我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巳。”{即: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巳也} 谁会想到，像我这样不关心国体问题的人曾经反对你——杨度先生——在你第一次推动改变国家形式的时候——那时你是拥护共和政体的人，现在当你主张再次改变国家形式的时候，又会再次反对你呢？政府形式的改变是进步的体现，而国家状态的改变是革命的标志。进步的道路通向更多的进步，而革命的道路会导致更多革命。这是理论和实际经验都已经证明的事实。任何心存爱国情的人都害怕提及革命；至于我自己，我始终反对革命。我现在反对你的君主革命理论，正如我曾经反对你的共和革命理论，是出于同样的精神，也是在尽同样的责任。我的观点是，国家现在处于最赢弱的状态，即使我们竭尽全力护理伤口，汇集分散的各方力量，也可能仍会失败。怎么可以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讨论国家形式之类无关紧要的问题，进而阻碍施政的进步？这还不是全部。现在整个国家都被搅动起来，想知道这种变来变去的局面会持续多久。这种状况造成的损失虽然无人理会，但却是无可估量的。诗歌有写“唉！我的兄弟们。对待同胞应如朋友。没人想要叛乱。谁没有父母？”{即: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让批评者们记住这句话——让他们记住。
有些人会对我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万事万物中，唯有事实无可改变。那我何必自寻烦恼，尤其是我的最后努力已经被置若罔闻。我明白这一点；但放弃信念不是我的本性。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话于事无补，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讲出来。屈原自投汨罗江，贾生{即:贾谊}死于他的马。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会说自己也不知道。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有下面这几句：
“十年以后你会想起我，整个国家很亢奋。我该跟谁讲话？”{即: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我一生中说过很多话，我说过的话十年后都会成为人们思考的主题。然而已将近十年，我的言语丝毫没有引起同胞的注意。这是我的言语的不幸还是国家的不幸？我希望国人十年后不会再回想起我现在讲的话。
11-111. The Dream Empire │ 梦想帝国
◊ “人民的声音”及列强的举动（1915年9月至12月）◊
梁启超的诉求立竿见影：在优秀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出现了各种警告性的低语，他们在全国各地形成不可小觑的力量。不过还没有人尝试公开地反对北平的权威。虽然中国的知识界和自由派现在已经完全认同袁世凯筹划的篡权行为是国家的耻辱，将引发深远的复杂问题，但是他们的力量过于分散，在军队的压制下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立刻付诸于有效的反抗。袁世凯非常准确地审时度势，心里明白如果民众跟随学者的引导，那么他很容易变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决定置身于争议之外，把全部责任推给参政院——在1913年11月4日的政变中他破坏了国会，转而建立起来的傀儡参议院。在1915年9月6日发给该机构的一份资讯中，他宣称虽然在他看来当前不适合改变国家形式，但是他确信这件事情需要最慎重、最认真的考虑。如果太过匆忙地决定现在公开倡议的如此重要的性质改变，那么可能会造成严重复杂的后果：所以应该通过投票的方法来征询国民的意见。凭借这种切割，他冠冕堂皇地跟他自己才是主要推手的这场图谋撇清关系。
参议院现在致力于完成由君主制拥护者、小册子作者杨度提出的计划。虽然这个人还被当作这场运动的领头人，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件工具，听命于另一个有名的人物——梁士诒，后者是革命造就出来的国人尽知的最无耻、最狡猾的政客。这个人据传与许多暗杀事件有深度牵连，是袁世凯在1912年用来说服满族皇室退位的工具，他在短短的四年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作为交通银行总干事沉迷于弄虚作假，因为交通银行在处理所有的铁路票据，所以始终资金充裕，即使中央财政本身匮乏。通过让袁世凯在经济上离不开自己，他被公认为王位背后的力量；曾经由于外国的强烈要求，他被解除掉原来担任的总统秘书长职务（在此职位上他大肆卖官），但仍然是总统府的日常访客，其门徒在幕后拉线操纵。
参议院现在采取的方案是让各省通过“和平保护协会”向北平提出请愿，要求用国民理解的政府形式取代共和制，君主立宪制的称谓被用作取悦外国的政治门面。在完成预备工作之前，必须在幕后组织大量的活动；不过计划提前完成，为回应“大量的请愿”，参议院在10月6日以立法机构的身份（立法院）通过了所谓的拥立君王的法案，其中详尽地规定将这个拟议中的问题提交各省投票表决。根据这份天真的文件，各省将被组织成选举团，选举人的选票记录存档以后，将被送到北平进行审查。同时还努力遵循古德诺博士的建议，尽可能囊括各个阶层的代表：因此投票条款中规定须包括“知识渊博的学者”、商会代表、及“海外商界人士”，他们的选票将由专门的代表直接记录。为了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整场选举完全不受限制地掌握在各省高官的手中，他们受邀来以最大热忱关注此事。
在回应此项法案的一条指令中，袁世凯将投票选举的控制权移交给地方当局，确保计划的每个细节都预先制定周密。到这个时候，驻北平的各国公使已经知悉，有一项认真而危险的运动正在积极地推进，部分使节公开表露出忧虑。日本作为袁世凯的劲敌，不会一直保持沉默：10月28日，日本联合英国和俄国，正式向中国外交部询问这场运动的意图。不过她小心翼翼地宣称，是出于对全面和平的关注才让她采取行动。[附注：远东新闻媒体最近广泛引用了一件醒目的事例，展示出袁世凯在君主制运动中被日本官方困住。以下是日本（本地方言）报纸的内容，披露日本政界人士对此事的看法：
“……当这个问题在中国被热烈讨论的时候，大隈侯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君主制是适合中国的政府形式，如果恢复君主政体，那么袁世凯是唯一合适的君主人选。大隈侯爵的这番话发表在日本报刊上之后，袁世凯很自然地认为，在大隈侯爵带领下的日本政府对于他和君主制运动有好感。因此很容易想象，当他后来收到日本政府警告不要在中国复辟君主制时，心中的惊讶是多么强烈。当侯爵的这种矛盾行为在日本众议院被质疑时，这位前首相断然否认曾对日本报界作过此类陈述，丝毫没有犹豫，就此大胆地推卸掉本应归咎于他的责任……”] 尽管如此，日本的警告还是构成为一条明确无误的注解，引起严重的忧虑，因为去年5月与「二十一条」相关的最后通牒尚未被遗忘。11月初，中国外交部长口头答复这些征询，声称该项运动已经进展得太快而停不下来，并强调各国不必担忧公共安全。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所有协约国对这一答复不满意，都重申了他们的关注，几天后各国收到正式的声明，绝对保证法律和秩序将被坚守。由于这份坚定性，同时意识到进一步干预此事困难重重，各协约国决定保持警惕观望，但不再公开采取行动。接下来事态进展神速，到12月份，行动已经完成，袁世凯被各省一致推选为中国的皇帝。
对于这桩非同寻常的事件，几个月后就产生了公开的回应，云南爆发反抗，南方各省分离出去。在一份精彩的出版物中，南方共和党——现在可以接触到各省的所有机密档案——以《人民的意愿》这个讽刺性的题目，完整地发表了北平的秘密指令，这些指令安排了这场精心策划的闹剧。虽然囿于篇幅限制，我们的分析讲解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文件，但是显要突出的文档都原封不动地引述在这里，争取以公正适当的历史眼光来展示主要演员的品行、以及得到列强支持的那个政权——后来迫于日本带来的压力西方各国才变得更直率。这些文件主要是从北平发往各省的电报，比十几篇论文更能够诠释中国政府的运作；因为它们把最隐秘的衙门机制拖拽到光天化日之下，准确地展现其工作方式。
这场闹剧始于8月30日奉天省长段芝贵——袁世凯最信任的下属之一——发出的通告性密码电报，利用京城以外的大城市来宣传革命的想法是一道惯用的、被认为非常谨慎的程序。这第一封电报本身就不言自明：
1915年8月30日的密码电报，出自于奉天军事总督段芝贵等人，授意以各省民众的名义向北平提出请愿
致各省军事和民事总督：——（须亲自用国务院代码破译）
将国家形式改为君主制的提议已经各省一致同意，行动的第一步现在已经确定下来。我们建议以各省民众的名义向作为立法机构的参议院发起请愿，籍以表明人民拥护君主制的愿望。让立法机构决定接下来的进程。
建议的作法是每个省份各自提交一份请愿书，请愿书的草稿将在北平拟定好，在适当的时候发送给各省。如果你同意，那么写入自己的姓名、以及各省内同意此项草案的士绅名流和商界人士的姓名。一俟立法院召集会议，这些请愿书就会被逐一提交。无论如何，改变国家形式的举动必须冠之为顺应人民的意愿。
作为政治和军事机构的领导成员，我们应该等到合适的时机，为此项运动提供间接的支持。有关计划的细节详情将不定期地告知各位。
这种发送通告性电报的手法是从满族统治末期承袭而来，在革命后期间大为扩展，现在被用来不遗余力地向各省灌输：不仅共和制厄运难逃，而且必须采取迅捷的步骤建立起君主立宪制，通过利用虚设的法律机制，整套方案就不会被说成是阴谋。接下来在9月10日，作为我们刚才引述的电报的续集，北平向各省的军事和民事总督发出了数千字的密码通告资讯，细致地指示他们如何行事，以此来为恶行披件外套。在解释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法”（即全民公决）之后，出现了下述启发性的句子，这些句子无需评论就不言自明，那帮倒行逆施的中国人在选票欺诈问题上的确是得意门生。
……（1）从居住在全国各地的民众收到的请求改变国家形式的请愿书不少于一百份，表明国民对于此事同心一德。因此“代表大会法”中规定的“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仅指大会的正式批准，没有任何的讨论余地。事实上从来没打算让民众在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作选择。因此在投票时，所有代表必须一致拥护由共和制变为君主制。
所以在选举和投票之前，你们有必要私下找些乐意表达上述人民意愿的人。你们还需要事先作好必要的安排，想方设法让那些人当选为代表，这样在投票表决国家形式的时候才不会出现意见分歧。
（2）第2条规定：“国民代表应当由投票人签名的单独选票选举产生。获得最多票数的人应当被宣布当选。”
国民代表虽然名义上是由选民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是由你们事先以选举总监的身份任命。本条款采用单独签名选票的原则，目的是防止选民不按照指示投票，同时激发起他们对投票的责任感……
11-2
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策略已经由北平正式制定好，不难理解各省的军事和民事总督——急于保住自己的职位并取悦于即将成为君王的那个大人物——都给予这个问题最热切的关注，不遗余力地确保不会出现任何尴尬的意外局面。9月28日，已经完全听任密谋者摆布的北平政府，认为应该直接地提示普通民众将要发生的事情，发出些不纪念共和国周年日（10月10日）的通告指令。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是如此的率直天真，值得收录在这份奇特的档案材料中：
1915年9月26日的密码电报，由国务院发送给各省的军事和民事总督，关于不纪念共和国周年日的事宜
致各省的军事和民事总督及军事委员、以及上海行政区长官：——（密码电报）
既然君主制政体已经得到拥护支持，那么共和国庆日纪念活动自然应该减少到可能的最低程度，理由可以是国民生活贫困、经济条件限制，也可以是须低调庆祝以防止当前流传的诸多谣言引发骚乱。这样既可以维持住公共和平与秩序，又可以节省开支、避免麻烦。如何实施此项建议由你们自行决定。
（签名）国务院
到10月份，北平组织这次政变的总体工作进展迅速，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参议院在当月6日通过了所谓的“拥立君王法案”。第二天，为了不留下任何疑问，下面这封通告电报被发送给所有各省：
1915年10月7日的密码电报，出自于内务总长朱启钤等人，关于拥立袁世凯作皇帝
致各省军事和民事总督：——（须用华代码破译）
我们上个月12日发送的电报现在应该已经送达你处。
行政院在本月4日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国民代表大会法案》。法案的第12条经修订后包含以下条文：“如有必要，选举总监可将其职能转授予多个地方行政官。” 此信息很快将正式传达至各省。因此请各位遵照我们9月29日电报中的说明，事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我们建议在正式投票之后采取以下步骤：
| （1） | 在国家形式问题付诸表决之后，将投票结果以国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统帅（即袁世凯）和行政院报告。 |
| （2） | 由国民代表大会发送的拥立皇帝的电报中，应该明确使用下列语句：“我们恭敬地拥立现任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
| （3） | 赋予行政院广泛行使国民代表大会权力的电报，应该以各省国民大会的名义发送。 |
上述三项电讯草稿将会事先发送给你们。等到投票之时向代表们展示这些内容，让他们在翻阅后签名；然后立即发电报告知北平。
至于由商业团体、军事机关、政治机构发送的电报，应该带有尽可能多的签名，在投票后三天之内发送给中央政府。
登基的法令颁布之时，国民代表大会、商业团体、军事机关、及政治机构必须发送贺信。因此请你们提前写好这些信件。
此电报是专门预先通知各位。详情将通过信函传达。
在通常情况下，相关的指令——允许将该事项交由各省当局处理——会被认为已经足够明确。不过因为不断有传言说内外都在酝酿令人不安的反抗，所以极度的焦虑笼罩着北平。有必要彻底地解决此事，确保将来不会出问题。于是在10月底之前——也就是日本及其盟友提出“忠告”的前两天——下列指令电报又被批量发送到各省，目的是确保绝对不能在重要关头出现任何失误。细心的学者在这些引人注目的资讯中不难发现，随着棋局的发展，所有的遮掩都被抛至九霄云外，唯一重要的关键点——即让袁世凯迅速当选并登基作皇帝——被露骨地坚持，同时采取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来达此目标：
1915年10月26日的密码电报，出自于内务总长朱启钤等人，关于拥立袁世凯作皇帝
致各省军事和民事总督：——（须用华代码破译）
你们本月24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国家形式付诸表决之后，应该立即拥立袁世凯为皇帝，不作进一步的投票表决。你们应该告知各位代表，君主制议题已经决定下来，一天也不能没有皇帝；在场的国民代表应该提名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如果赞成此项提案，那么站起身来，以此表示同意。然后将拟定的提名信交给各位代表签字；在此之后，你们应该再次向他们说明，在涉及提名和请求立即登基的所有事项上，他们都可以国民代表的名义，赋予代理立法院代表他们行事的所有各项权力，允许该机构在代表们的请愿被批准之前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再将应该由各位国民代表发送给代理立法院的电报文本（已准备好）交给各位代表核实认可。所以得分别起草三份电报：一份列出赞成改变国家形式的票数，另一份包含提名推荐信的原始文本，再一份是让国民代表赋予代理立法院代表他们行事的所有各项权力。这些电报应该以国民代表的名义正式发送至代理立法院。同时你们应该发电报告知总统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在适当的时候将选票和提名信转寄到北平。
至于须加入到提名信中的确切用语，已经在本月23日的电报中告知了各位。总共四十五个字，这些绝不能更改。其余内容由你们自行决定。
我们还补充一点，因为提名信和让国民代表赋予代理立法院代表他们行事的权力都超越了法律的边界，所以恳请你们不要发电报到全国代表大会联络处询问这些事项，以避免让他们陷入不得不回复的尴尬境地。
这封电报发出去两天之后，日本的行动又引发了长久的担心，造成了新的问题。日本于10月28日发出的“忠告”是名副其实的重磅炸弹，严重地毁损了这间精心搭建的纸牌屋。但是整件事情已经密谋策划了这么久，加上君主制支持者将要获得的奖励是如此丰厚，以至于没有任何外力能够让他们折返脚步。一个多星期以来，在总统府的幕后进行着一场不顾死活的争斗，袁世凯精明过人，深知最危险的局面正在迅速形成，如果出现问题，他将是首要的受害者。然而家人的影响和密谋策划者的声音对于他来说太过强大，最后他勉强同意再推进一步。君主制拥护者放肆地按照实际占有等于法律上先得九分的原则行事，呼吁各省提前投票，将所有政府文件和请愿书中的总统头衔替换为皇帝，从而把这个问题铸成为既成事实。
1915年11月7日的密码电报，出自于内务总长朱启钤等人，对于某国的干涉表现出强硬态度
致各省军事和民事总督：——（须亲自用国务院代码破译）
某个国家借口中国人民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将会衍生出麻烦，最近强求英国和俄国参与一道向中国提出忠告。事实上所有国家都非常清楚不会有任何麻烦，但他们不得已而效仿那个国家。如果我们接受列强对于我们国内事务的忠告，推迟登基典礼，那么相当于我们认可他们有权干涉。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推迟行动。当各省一致建议登基的投票结果到达北平的时候，政府自然会表现出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态度，以显示对于国际关系的适当尊重。另一方面，人民应该表现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推进此事的坚定决心，以便让列强知道我们的人民是万众一心。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相信，从共和制变成君主制不会引起任何麻烦，日本提出的忠告就在事实上站不住脚。
眼下全国人民都决心拥立袁世凯作皇帝。所有民事和军事官员，作为国民的带路人，自然应该行动起来。如果能够没有分歧地做好这件事情，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于政府的信心都将显著增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之前的电报中，建议你们立即用“皇帝”称谓代替“总统”。我们相信各位会同意我们的建议，毫不拖延地执行。
补充说明，此事应严格保密。请回复。
（签名）
11-3
模型已铸就，现在要做的所有工作只剩下催促各省完成投票。溜须拍马的官员重新启用古老的帝制用语，袁世凯尚未“当选”就被修饰为似乎是中国君王队列的合法继承者，无穷尽的中国君王队列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的尧和舜（公元前2,800年）。12月初投票结束，投票结果被电传到北平；12月11日，参议院匆忙召集会议，发现“国民大会”一致拥立袁世凯作皇帝，于是正式而谦恭地请求他登基。袁世凯谦虚地拒绝了；第二次请愿立刻又递交给他，于是乎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发布了下面这份历史文件：
袁世凯同意作帝国的君王
国家兴衰，人人有责，我对国家的热爱肯定不亚于其他人。千百万人民赋予我的任务异常艰巨。像我这样缺乏德行和情操的人不可能担负得起重任来增进人民福祉、强化国家地位、推行政府改革、推进文明进步。我先前的表态是发自内心，而不是谦虚的造作。恐怕我只能重复先前讲过的话。但是人民越来越急不可耐，现在对我的期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再争论，不能逃避这样的安排。奠定好坚实的基础至关重要，不能仓促行事。为此我下令各个部门和机构协调行动，为各自的相关事务作好必要的准备；准备就绪后向我报告，以备公布。与此同时，全体国民应该在日常工作中保持平静，以期互利互惠。不要让怀疑和猜忌妨碍你们的工作。所有的官员都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尽最大努力维护本地的和平与秩序，从而让大总统造福人民的志向得以实现。除将国民代表大会各位主要代表的陈情书、以及各省和特别行政区的陈情书转交给政事堂并授权公布以外，我将很荣幸地作为国民代表大会的主要代表知会代理立法院此项事宜。
谨慎到底，可以看出袁世凯接受称帝的措辞，意在表达他是被迫跟从于这起违背其良好初衷的行动。没有任何关于所谓的大典礼——即登基大典的字句。那件事情刻意被暂时搁置，政府各部门只是被告知要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北平官场的态度在三天后发给各省的通告电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中尤其具有启示性的部分是分析日本与协约国的关系。充斥在这份文件中的阿谀谄媚之词也特别引人注目，显示出现今的奴性已经何等深重。
1915年12月14日的密码电报，出自陆军和海军部队的总司令办公室，关于中国对外国的态度
致各省军事和民事总督：——（须用华代码破译）
本月11日，代理立法院向皇帝提交了一份陈情书，报告了人民支持君主制的票数，以及从全国各地收到的拥立袁世凯作皇帝的请愿信，恳求他早日登基称王。但是谦虚的陛下拒绝了此项建议。接着立法院以最恳切的措辞提交了第二份陈情书，收到一条答复指令，大意是要求所有各部门为登基作好必要的准备。这项决定的细节可见过去几天的总统令，在此无需重复。
人民一致认为，在共和制下，国家的基础很容易动摇，政府的政策很容易被改变；因而不可能享受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国家也没有希望变得强大。如今既然已经决定将国家形式改为君主制，君王人选也已经确定，那么国家的基础已经夯实，通往繁荣强盛的道路已经铺平。
作为深受信赖的各部门领导，我们就如同陛下的手和脚，通过不止一条纽带跟他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恪尽职守，忠于国家。这应当是新王朝开立之时指引我们行动的精髓。至于登基典礼，纯粹是个仪式问题。或早或晚举行都无关紧要。加之陛下一向为人谦虚，行事谨慎。我们都应该尊重他的态度。
就我们目前的对外关系而言，必须与外国达成全面的理解，从而让承认新政体一事不会被拖延，外交往来不会被打断。日本与协约国一道提出忠告，建议推迟将共和制改为帝制。由于日本与协约国之间存在意见分歧，这一忠告没有很大的效力。加之日本的元老和军方都反对他们政府采取的此项行动。只有东京的媒体在传播各种凶险的谣言。这明显是些不负责任的人精心策划的结果。如果我们推迟改变国体，那么将受制于外国的干涉，国家也将不再能够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立即公布登基事宜，那就表示断然拒绝此项建议——我们认为日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接下来她将会在承认新政权的问题上设置障碍。
既然君主制已经被确定为未来的国家形式，并且陛下也同意接受王位，那么这种改变可以说是既成事实。对此无可置疑。各行各业的所有人从今以后都可以无忧无虑地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缓慢而坚定地推进登基事宜，其中涉及许多庆典和外交礼仪。这样我们的内外政策都将保持稳定不变。
我们希望各位理解我们的想法并严格保密。
（签名）陆军和海军部队总司令办公室
在这之后，还剩下最后一步需要打理——有必要烧掉所有的罪证。12月21日，最后一封与这桩奇事有关的通告电报从北平发出，对于某些信件和电报可能超越法律边界，表现出怡人的天真。所有这些违法行为都可以简单而绝妙地用厨火来清除掉。这出荒诞剧以这种与之相称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1915年12月21日的密码电报，出自全国代表大会联络处，下令销毁与选举相关的文件
致各省的军事和民事总督，福州和贵阳的军事委员，常德、归化厅、张家口的军事指挥官，以及打箭炉的国防专员：——（须用华代码破译）
国家形式的改变如今已圆满完成。这不仅是因为人民思想统一，更要归功于在实现救国目标的过程中，你们从一开始就大力宣传，根据各种场合需要灵活行事，修改法律以适应具体情况。人民肯定已经厌倦了共和制；但如果你们各位不带头，他们也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大家都很感谢各位的高尚作为。
自从君主制运动开始以来，各地的黎民百姓和高级官员都一再请求改变国体，证明人民的意愿是赞成这一改变。为了让人民能够通过法定机构表达自己的意愿，特成立了国民代表大会。
“国民代表组织法”颁布以来，致力于国家福祉的我们希望看到，国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会违背人民的意愿。我们非常担心这个问题，努力根据各种情况来适用法律以实施我们的计划。出于爱国的动因，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遵守法律，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顺应形势。在推进这项计划的过程中，可能有某些公开和私下的信件和电报超越了法律的边界。事情结束后，这些信件和电报就毫无意义。此外，无论如何谨慎地保守秘密，这些信件和电报仍然是永久性的记录，可能会危害我们；如果被外国人知晓，我们将难逃严厉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更糟糕的是，如果这些信件和电报被作为国家记录的组成部分流传下去，那么将会玷污新王朝的历史开端。中央政府在慎重考虑此事后认为，最好是挑拣出这些文件来烧掉，从而清除所有不必要的记录，避免造成令人遗憾的后果。出于这些原因，特此要求你们筛选出所有关于改变国家形式的电报、信函、及稿件，无论系公开还是私下发送，无论发送自北平还是各省（除法律规定要求存档的文件以外），然后当面烧掉。至于那些已经传达给地方官员的文件，同样要求立即下令将它们退回，付之一炬；再向本联络处报告烧掉的文件总数，以备将来查考。
当前国家形式的改变构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不仅在王朝继承上远优于武力征服或自愿转让（如尧和舜时代），而且胜过西方政治中曾经发生的所有和平演变。瑕疵（指那些文件）被清除后，一切将臻于完美。
你们所有人都为建立王朝立下了大功；无疑会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真诚地希望各位，抓紧时间谨慎而秘密地执行我们的要求。
我们谨此提交给各位考虑并等待回复。
（签名）全国代表大会联络处
12-112. The Third Revolution │ 第三次革命
◊ 云南的反抗 ◊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刚才讲述的那般奇特的历史篇章都会自然地以其诞生时的奇特方式推进到注定的终点。袁世凯，这个尚未加冕的君王，平静地享受其空头衔的时间实际上只有短暂的两个礼拜，在接受王位的初期兴奋消退以后，奇幻古怪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明显。1915年在北平庆贺新政权的光亮中结束了，依照东方的先例，采用了名号为洪宪或“辉煌的立宪政体”的新历法，然而官方的喜悦跟其它事项是同样的造作，已经激起了民众的怀疑。
圣诞节那天，外交界散布着不祥的传言，华南地区的局势在戏剧性地发展，不仅直接挑战几个月来的图谋，而且让崩溃看起来不可避免。几天后众人得知，中国最南方的省份云南——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边界——向中央政府电传了一份不加掩饰的最后通牒，声明要么取消君主制，将首要的君主制拥护者立即处决，要么该省将采取认为可取的步骤。下附这些电报文本由《北平公报》的勇敢编辑于12月31日公布出来，震惊了京城。读者将会看到，这些引人注目的电报包含何等丰富的寓意：
第一封电报 / First Telegram
致大总统：
自从提出国体（国家形式）问题以来，民众处于惊惶错愕之中；由于列强的介入，国民的勇气逐渐被激发起来。他们在问这个问题：“是谁造成了这场灾难，让我们蒙受如此巨大的耻辱？” 必须有人为招致这种外来的侮辱承担责任。
我们得知，每天都在快速地为大典礼作准备；现在明摆着的事实是，在内，公众舆论已经被忽视，在外，给外国人侵犯我们的权利提供了理由。面对家门口的危险让我们毛骨悚然。总统不是一次而是曾经两次宣誓要遵守宪法，保卫和坚守共和国。誓言是对着苍天大地宣读过；记录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仍然回响在各国人民的耳旁。古语讲“面对国民，诚信是杰出治理的根本要素”{即:与国人交止于信}。此外还有“失去诚信，人民就不能够组成国家持续存在”{即: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之人如何管理国民？如今原则已经被弃于风中，国体已经改变。我们不知道国家如何能够治理得好。
自从国民议会被中止、宪法被修改以来，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隐含的寓意是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约束。如果政府利用这种权力来改革行政管理、巩固国家基础，那么毋需害怕失败；因为整个国家都会服从中央政府的法令。没有丝毫必要改变国体、危害国家。
最近国民代表决定支持君主制，地方高官请求总统登基称王，虽然这些被说成是顺应人民的一致意愿，但众所周知，是一帮卑鄙之徒在当局的准许下行贿恐吓的结果。虽然笨拙地试图掩盖这些欺骗行为，但这些行为在世人眼中显而易见。
幸运的是，据说总统从最开始就秉持冷静的态度，声明对这个问题不敢苟同。现在扭转事态易如反掌。可能会有反对者说，如果在外国势力的干涉下不保住国家的“面子”，那么将来会有很大的危险。但必须恪守的是，官方的声明只能按照人民的意愿来发布，人民的意愿很容易通过发掘真相来查明。人民的意愿是，国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财产，总统自己也说过，王朝统治像破鞋一般一文不值，如果打算顺应人民的意愿，跟从自己的主张，总统现在控制着局势，能够像系铃人那样自如地解开系铃的绳索。如果不放弃错误的道路，人们担心，一旦民心丧失，国家将分崩离析，在外国施加的压力下四分五裂。我们这些一直深受总统偏爱并被委任高级职务之人，本着同舟共济的精神提出我们的忠肯劝告；我们讲话跟那些心怀坦诚、信守诺言的人士一个样。我们希望总统拒绝听信奸臣的谗言，而是跟随良心和道义的声音。我们还希望总统重申保护共和国的承诺；公开宣誓决不复辟君主制度。
那样人民的心灵才能安顿，国家的基础才能巩固。然后再招纳睿智者共克时艰，扫除一切腐败，重新善待国民，才可能增进民族的福祉和利益。发送这封电报之时，我们热泪盈眶，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我们的部队整装待发，谨此等候总统的命令。
（签名）云南省总督
第二封电报 / Second Telegram
交大总统阅览：——
依我们的拙见，人民——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不能原谅总统的原因，是因为这场改变国体的运动酝酿且事实上起源于北平，阴谋推翻民国的罪魁祸首都是总统的“心腹知己”。由杨度和其他五人组织的筹安会燃起了火焰，朱启钤和另外六人发送的通告电报促成了共和国的崩塌。总统知道这件坏事正在进行之中，但是没有采取行动逮捕这些人或惩罚作恶者。所以民众心存疑虑。民国3年11月24日发布有一项法令，其中明确规定：“民主共和已载于《宪法条约》；另有法律论及对于煽动叛乱扰乱民心者的处罚。将来任何人胆敢宣讲异端学说，曲解宪法含义，将按照煽动叛乱罪严加惩处。”
杨度公开组织上述社团，朱启钤直接通过电报策划，是当前这起恶名昭彰的煽动案件中的主犯。他们的罪行昭然，证据充足，我们在此要求总统立即执行上述法令条款，公开处决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以平息国人的怒火。只有到那时，世人才会相信总统的诚意，相信他热爱国家及遵守法律的意愿。这里的所有士兵和民众都怒不可遏；除非中央政府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保证维护共和国，否则不可能压制或安抚他们。我们期待二十四小时内收到答复。
（签名）云南省总督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骄傲自大阻碍了袁世凯改变其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在他的指令下，国务院向云南发送了一连串强硬的电报，企图劝阻共和制拥护者不要反抗。但是模板已经铸就，云南省会城市非常严肃地确立了反抗的底线，人们相互激励甘洒热血。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次反抗与1913年7月那场失败的暴动迥然不同。这次行动清醒审慎、深思熟虑，让关注局势者感觉到不祥的结局即将来临。
北平仍然反应迟钝。梦想帝国的绚丽光彩在1月份已经消散在空中，不过仍然填满了报纸。据报道，一份印在黄皮书上的圣旨宣布，登基典礼已经准备好昭示天下；正在用玉石或黄金制作十二枚崭新的御玺；一把黄金座椅和一辆华丽的、路易十五风格的国事礼仪四轮马车也接近完工。全国的所有官员不久被命令向袁世凯的画像宣誓效忠；溜须拍马的学人正忙着准备一本诗集，标题是“帝国的金像”，其中高调吹捧新君王的美德。据说将要复活的旧式礼服被赋予晦涩难懂的含义，每个官员都须在胸前戴一块符或象牙片。提及这一点就足以让当地的象牙价格飞涨！四处流传的故事讲，袁世凯现在完全被蛊惑，相信他的宏伟计划定会成功，已经在客厅中盛装彩排了一场仪式，模拟将来在后宫第一次为其众多妻妾加封排位。他坐在王位上，忙着指导这群穿着华丽服饰的女人进入各自的角色，这时候他发现没看到那个朝鲜女人——据说是他在首尔期间赢得的一个老婆，在与日本驻朝鲜特使的竞争中赢来，那场竞争促成了1894–95年的战争。[附注：许多人坚信这个故事，即一个美女毁了朝鲜。] 家人报告袁世凯那个朝鲜女人拒绝进入这间王宫，因为她不满意袁世凯授予给她的等级。袁世凯严厉地派人将她带来，告诉她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那个朝鲜女人进来不久就歇斯底里地尖叫：“你娶我时跟我讲，没有别的老婆在我之上；现在我只排在次要位置。” 说完就撞向占据首位的大老婆，用力打她。在一片混乱中，这位未来的皇帝匆忙从王座走下来，徒劳地劝解，不过两个女人直到长袍撕烂才分开。
12-2
一场大灾难正在酝酿之时，北平还沉溺于稚气中。为解释云南发生的事情，有必要回过头来讲述一位卓越的中国年轻人——蔡锷将军，起义新军的灵魂人物。
在1911年的革命中，每个省都认为自己本来就拥有自治权利，只要本地安排组建好一套完整的临时政府就可以宣布独立。云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共和国，因为纪律严明而备受关注。该省拥有组织良好的军事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靠近法属边境，以及几任总督致力于边防建设，它完全能够保障其自治权。当时指挥一支部队的蔡锷当选为云南省总司令；他全身心投入其中，在几个星期内就将固守帝制的官员全部驱逐掉，让所有地方机构完全自给自立。早在1911年就有报道，这个年轻人梦想在华南山区开创自己的朝代——这种想法不是绝无可能实现，因为他在几所东京军事学校接受过一流的军事教育，完全紧跟时代潮流，熟悉现代政府治理。
当时这些报道让袁世凯甚为忧虑，认识这个云南首领的人都说他是特立独行的天才。袁世凯依照其将所有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召来北平的策略，诱导蔡锷——后者没有参与1913年的反叛——辞掉云南省总督的职务，并于1914年初来到京城加入自己的阵营——诱饵是将被另行任命为省部级高官。
然而到北平后，蔡锷只被安排负责关于土地税务改组的事务，名义上是一项外国评论者长期认为非常重要的工作。由于没有可用的资金，并且目的明显就是将他置于监控之下，蔡锷为这种钳制束缚而苦恼烦躁，开始秘密地与流亡国外的人往来书信谈政治。很快他成为公开的嫌疑对象，为了避免被抓捕，蔡锷在君主制运动刚开始之时采取了大胆的举措，带领一众住在北平的将军，请求参议院建立君主制，这一举动保护了他免于被立刻处置。但由于他与学者梁启超——因为反对复辟运动而辞去司法部长之职离开京城——的秘密联系，蔡锷被监视得越来越紧——甚至有迹象显示将被处死。
他足够聪明，运用东方人的精巧构思来应对事态的险恶发展。某天他和妻子发生了一场精心安排的争吵，生气地叫来了警察，要求将其家人和所有财物带去天津，因为他拒绝再与他们共处一室。现在独自一人在京城，他似乎已经放纵自己沉湎酒色，夜夜笙歌，成为北平郊外的臭名昭著之徒，那地方满是嫖客妓女、投机取巧者，哈伦∙拉希德作为阿拉伯旅行者经游此地，创作了《阿拉丁和神灯》的精彩故事。后来政府的怀疑彻底消除，蔡锷与一名歌女相约，让他在黎明时分从她家的后门出来，从那里逃到火车站，迅速到达天津，丝毫没有被人察觉。
晨曦来临，每晚监视其行踪的几名警探心中起疑。他的马车夫正在打盹，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所在，他们粗暴地闯入他过夜的房间，发现鸟已经飞走。加急电报发向各方，特别是天津——政治避难者的大本营——下令将他立即逮捕。还好命运眷顾他。在警察开始搜捕前一刻钟，他和家人登上了停在天津河上的日本汽轮，可以不再理会袁世凯。
到达日本后，蔡锷立刻召集革命友人一齐奔赴华南。经由香港，辗转法属北圻铁路，他尽可能快地抵达了云南。12月初进入该省，他发现起义准备已经大体就绪，尽管武器弹药尚有不足，此项欠缺必须补足。袁世凯对这起逃脱事件极为震怒，电令云南的机密特工一旦看见他就杀掉，幸运的是他已经得到警报，得以继续推进他的重要工作。如果多给他两周时间，他可能会推出中国史上最辉煌的现代战役，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从天然堡垒云南出发，蔡锷计划借道重庆突进扬子江流域，通过一次决定胜利的行军占领扬子江上游，从而阻止北方军队进入广阔的四川省。但是情势迫使他和朋友们必须提早发出云南的最后通牒，比本应发送的时间提前了两周，向中央政府发出的这份警告极大地削弱了云南的攻势。
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原因如下所述。我们从过往各次起义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扬子江地带在中国政治中具有极高的价值。扬子江是一条通往中国腹地的便捷之路，触及该国一半以上的省份，确实是一条无价的交通要道，由于这个原因，袁世凯在镇压1913年的反叛之后，一直小心翼翼，在沿江城镇部署的军队都交由心腹将领指挥。这些人中间的领头者是南京的冯国璋，他掌握着这条大江上的权力平衡，其政治倾向虽然不是完全无可怀疑，但直到注定短命的君主制运动开始以前，他一直排斥华南对他的所有诱惑。不过在这场君主制运动中，冯国璋对那位未来的皇帝表达出蔑视之词，以至于另一名高级官员——上海卫戍司令、海军上将郑汝成——受命要将他暗杀。郑姓海军将官没有遵行指令，而是向他的加害对象传递了警报，结果这名不幸的海军将官因为背叛其主子，在上海街头被无情地射杀。经此之后，冯国璋亲近共和党人就不足为奇，表示一旦他们进入扬子江流域，他就会带领所有的部队跟他们共命运。袁世凯通过情报系统得知了这一消息；施用惯常手法，他命令冯国璋到北平担任参谋总长——借此项任命将他置于直接监视之下。一个借口接着另一个借口，冯国璋设法推迟启程，同时又不会被冠上拒绝服从命令的严重指控。但最后情势逼人，于是他致电蔡锷，除非云南方面加快筹划安排，否则他将不得不离开南京——将这座重要枢纽拱手让给袁世凯的亲信——那意味着扬子江流域全线起义的希望落空。
正是为了保全冯国璋，那个年轻的爱国者蔡锷提早十四天发出了最后通牒，也就是说，云南军队还没有越过山障进入邻近的四川省，还没有攻占重庆市——在那里可以长久地阻止北方军队的推进，因为轻微的防御借助扬子江天堑也可以抵挡最强大的军力。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崇山峻岭——陡峭的山峰直插云霄——中的艰苦的强行军，蔡锷后来失去了生命，他的健康因风餐露宿而遭到侵蚀，结核病最终夺走了他。但他的坚决行动至少保证了一件事情。随着云南公开反抗，其它几个省份即将效仿，冯国璋得以找到理由电告北平，他不可能离开南京，否则将爆发起义。袁世凯明白这种隐含的威胁。他沮丧地接受了这招败棋。
不过袁世凯一直在以他惯常的能量行事。军队被大量调遣到四川，蛮横征用的船队顶着扬子江上游的急流溯流而上。现在云南山地部队与北方平原部队之间为抢占战略城市重庆开始了一场非凡的比赛。几个星期以来，结果尚不能肯定；虽然四川省被北方驻军控制，但他们相对说来兵力较弱，并且被敌意的川军包围，川军的政治倾向不明确。最终袁世凯的人马抢先到达了目的地，重庆被他们保住了。接下来是持续不断的山地战，南方部队只赢得了部分胜利。由于山地火炮装备不足，物资补给供应不足，他们被迫主要依靠游击战。对于这片荒野中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几乎没有准确的记录，不过众所周知，最初的云南部队几乎全部阵亡，剩下的兵员也死于疾病和伤冻。
无论如何，其它事件也在加速复辟运动的溃败。贵州省几乎是立刻效仿云南。第三个省广西，在备受尊敬的老将陆荣廷的带领下，很快加入进来；逐渐地，像1911年那样，军队显然只是一盘复杂而精巧的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13-113. The Third Revolution (Continued) │ 第三次革命（续）
◊ 袁世凯垮台离世 ◊
如同在前几次反叛中发生的那样，最重要的环节不是公开地在战场上展现；这场新颖而终极的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是汇集在幕后，看不见地起作用。虽然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小官员竭尽全力想逃脱即将来临的命运，但一切都是徒劳；不得不面对一场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到来的最终清算。
原因不难理解。很长时间以来，受过教育的人们对于这种粗鄙的欺诈行为义愤填膺，不能容忍一个让中国在世人面前已经蒙羞四年的政权继续存在。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在讲，袁世凯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模样；他已经变得虚弱易怒——太多的勾心斗角以及在后宫纵情声色已经让他过早地衰老。他确实变成了一个泥足巨人——他用来摧毁满族的方法就可以用来毁灭他。甚至外国支持者也对他感到厌倦和怀疑，他的名字现在关联着无止尽的麻烦，没有人敢担保他活着世间会有安宁。要全面地理解时局，可以阅读才华出众的梁启超写作的告别信，这名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在12月份悄然隐秘地逃离天津，有人告知他，官方正在计划暗杀他。在离开的前夕，他给新当选的皇帝寄出了下面这篇美文，回应引诱他去北平的图谋，其中的含义对于受过教育者明白无误。优雅讽刺、直言不讳地讲述必须涉及的全部内容——同时预言崩溃不可避免。内容如下：
供大总统参阅：——
谦恭地读完你的亲切指示以后，让我感受到你对于在下所怀有的朴实和兄弟般的爱，触及心灵的慰籍让人感动，不知道该如何回报你的善意。接着萌生出一个想法，提出些绌见来供你参考；虽然一方面担心三言两语不能够表达完全，但另一方面又无意用长篇大论来烦扰一个日理万机之人。另外，启超我想要说的话关联于人的焦虑之情，如同一个人担心天会塌下来，因而费力地防范这种灾难而产生的焦虑。如果我的话引起误会，那么算是再次冒犯。很多次我尝试写点什么，但每次都寥寥数语就罢笔。现在我准备去南方探望父母；远眺宫殿大门，我明白将永远离开京城。想到曾经蒙大总统袒护、国家面临的危险、以及责任感和良知，我觉得有义务说几句话。所以冒昧地向大总统提出些粗浅浮夸的观点供考量。
国体（国家形式）问题看起来已经走得太远，无法重新考虑；情势就像一个人已经骑虎难下……所以启超我一度认为不必再谈论此事，因为再多评论可能招致更多质疑。但是清醒地观察总体局面加上安静地思考可能的未来让我像秋天的树叶一样颤抖不已；因为思量越多，就会发现情势越危险。“外国建议”和反叛图谋之类的小麻烦确实能够防范化解；启超深感遗憾的是，总统打算为国家利益奉献毕生精力的初衷——过去四年他坚守住的初衷——将来很难向世人解释清楚。世人对大总统的信任将幻灭，国家的基础也将被动摇。先贤不是说过“跟国民打交道时，诚信最重要”{即:与国人交止于信}吗？如果当政者信守承诺，那么民众自然会心服口服。而一旦违背诺言，要重新赢得国民的信任就像登天一样困难。就职的誓言已经宣读过几次；但是嘴唇未干，行动就违背了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期望国民将来会遵守命令？人们会说“他起初很公正，但后来只顾自己；如果他选择进一步追求自我满足，我们怎能将命运交托在他的手中？” 启超我可以相信大总统并无意牺牲国家为自己谋利，但国民大众——他们只相信听到过的誓言——怎么能明白启超或许会相信的事情？
大总统忽视周遭，只看到些环绕在身边的人；这些人为赢得青睐，获得奖赏，炮制出所谓的举国上下一致恳求总统登基的请愿书。事实上人民的意愿正相反。甚至京城的高级官员也在以嘲笑讽刺的方式谈论此事。至于北平以外的其它地方的报纸基调，最好不要提及。还有众多挤满街头和市场的“小人物”，他们只当随时会发生些麻烦事。如果一个王朝仅靠武力就能维持住，那么秦始皇和隋炀帝时期发生的骚乱就不可能成功。另一方面，如果有必要获得人民心甘情愿的配合服从，那么现在不正是大总统下定决心、大胆行动的时候吗？
有些人会争论说，现在已经过初期的盛典，在半途中退缩将会招来嘲笑，总统的威严也将会跌落。他们是否知道，总统与过去四个月的这场闹剧只有最少的关联？他们是否知道，大总统曾经很多次面对苍天和正午的太阳宣誓尽忠？如果总统信守他的神圣誓言，不理睬那些邪恶顾问的罪恶建议，那么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彰显他的高尚品质。何需怀疑惧怕？其他人甚至可能会说，由于这项建议最初是由军人提出，如果种下的梨不能成熟，则可能会撕裂总统与军方之间由来已久的联系。不过依启超的拙见，军队现在完全甘于听从总统的命令。谁能够因为虚荣自负而宣称有权将我们的大总统拖入不义之中？如果总统愿意敞开心扉，遵循荣誉之道，恪守誓言，谁敢违抗他的命令？如果总统今天无力作为国家元首平息住军人的放纵喧嚣——像古时候在陈桥发生过的那样，那么可以肯定，他将无法作为皇帝镇压住军队的反抗爆发——在唐朝的渔阳曾经发生过一次。[附注：陈桥事件在中国史册中颇具声名。赵匡胤指挥着一支被命出征前线的部队，行至一个叫做陈桥的地方，统辖的官兵将一件象征帝王权力的黄袍罩在他身上。赵匡胤立刻回到京城登上帝王宝座，“被迫”成为有名的宋朝创立者。“渔阳事件”是指处决唐朝皇帝玄宗最钟爱的妃子杨贵妃。唐玄宗长期受到杨贵妃的诱惑影响，杨贵妃有个情人名叫安禄山。后者最后造反对抗皇帝。唐玄宗带着他的爱妃一起离开京城前往别处，由一大队人马护卫。然而在中途，士兵威胁要造反，除非当场杀掉这个妃子。场面甚是喧嚣，唐玄宗被迫牺牲他的后宫最爱，在士兵面前将她处死。] 给予他们剑柄只会招致将来的麻烦。难道我们怀疑这些部队——在大总统的长期训练下——会作出那种不齿的举动？
古人讲：“无论如何行事，不要伤害那些爱你的人，不要让敌人拍手称快。” 近期旱涝灾害数度袭击中国；古人告诫我们，针对国家的大举动向，上天会以那样的方式表现其意志。除此之外，我们还须记得官场盛行的腐败邪恶、肆虐不断的劫匪、刑罚的滥用、罕见的沉重税负、以及失调的气候和降雨，所有这些都会增加人民的牢骚和抱怨。内部的反叛者在积蓄力量，伺机而动；强大的外邻在等待机会进犯我们。为何总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公众斥责的对象，“放弃磐石之上的安稳而趋近老虎的尾巴”，挫伤诚信者的忠心而滋长奸佞者的野心？启超恳切希望大总统倾力创建一个感召英雄的新时代，从而避免在史册中被钉上叛国者的烙印。希望大总统的英名长驻中华（中国）大地，祈愿中国的命运不会因为可能发生的总统猝然陨落而终结。特在此以赤诚之心进言。启超明白这些话可能不受智者待见，但内心无法释怀，不明言则愧对良知责任，愧对大总统的一片善意。至于一片丹心会获得首肯或者责难，大总统的命令将会明示。
启超还有些话要对大总统讲。如今要保持国家独立，我们必须跟从时代的发展。反对世界潮流、力图隔绝时代精神的影响，最终必然被淘汰。恳切希望大总统戒除恢复旧制的念头，致力真正的革新。法律的服众力量来自于统治者和黎民百姓都诚意遵守。法律失去约束力后，人民不知道该如何行事，政府的威严也会消失。希望大总统自己遵纪守法，而不是引领官民作些文字游戏。参与政治事务和培养爱国心密切相关。须谨记，除非人民在公共事务中能够发声，否则不可能指望他们分担国家责任。希望总统设立真正代表人民真实意愿的机构，逐渐鼓励公众舆论的自由表达。不要日益变得傲慢专横，以至于民众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会激起他们的仇恨。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树干和树枝。如果树枝全部枯萎，树干如何能继续生长？希望大总统在维护中央政府的适当威严的同时，能够让各省当地的民生得到发展。道德、正义、清廉、尽责是四条大原则。忽视这四条原则，国家就会灭亡。如果国民的状态都像“嫔妃和妇人”，赢弱不堪，趋炎附势，国家如何能屹立稳固？愿大总统推动原则和美德，激励廉正品行，拒斥贪婪卑鄙之徒，明智地容纳那些守卫公道而无所畏惧的人士。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国家的生命力，在紧急情况下才有可资动用的储备力量来支承国家。所有这些考量都是基于明显的事实，想必大总统这样的睿智之人，不至于意识不到这些要点。启超冒昧重复的原因，是认为有责任提出绌见，同时相信大总统不会弃置良方，尽管是简单朴素的方法。如果建议得到认同，启超会深感荣幸。我日渐远离总统府，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次来拜见。写下这些文字时忍不住泪落砚台，相信总统会留意这番话。
这封引人注目的信件到这里就结束了，已经成为共和国档案的历史性文件。有人私下里讲，这次不祥的警告给候任皇帝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几乎要取消眼下深陷其中的灾难性计划。但是家人的影响最终占了上风，这个注定失败的男人固执倔强地试图镇压反抗，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王位。
13-2
为减轻外国对局势的影响采取了各种努力。2月9日，鉴于京城的长期习惯于巴结奉承的当地报纸开始明确刊载袁世凯的登基事宜，因此官方向五国联盟发出了一份通知函，声称没有确定此事的日期，相关的报道都是杜撰。为了特别安抚日本，一名高级官员被任命作为公使前往东京，准备授予日本专有的产业特许权——此招数被安抚对象东京政府公开拒绝。北平被冷淡地告知，因为“皇室约定”，日本天皇不可能接见任何中国使团。被日本直截了当地拒绝后，中国官方把注意力集中于“征伐”，以惩罚那些心怀不满的南方人，八万兵力被投入战场，其后还调动了八万预备部队。此外还试图通过不加区分地赐予贵族特权来赢得摇摆不定者。亲王、公爵、侯爵、子爵、男爵在一夜之间大批涌现，不过很多时候被拒绝，中国这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幽默感。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项新特权的价值还赶不上颁布特权的那张纸，这些膺品贵族成员将来得面对比受蔑视更糟糕的境况。法国收到请求关闭北圻边境，此项请求也遭到拒绝，革命人士和武器弹药通过法国铁路以更具威胁的方式运送到起义的云南省。最后广东军事总督龙济光被册封为亲王，指望借此刺激他制造暴行，镇压住南方，广东是关键地域，龙济光是中国最冷血的侩子手之一。事与愿违，即使是侩子手也读懂了时代潮流的迹象。另外还试图强制使用新的帝国历法，但这些举动几乎没有效果，京城以外的人们片刻不曾相信此项新规定有任何永久元素。
与此同时，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资金匮乏如此明显，以至于恐慌情绪蔓延。尽管如此，当权者仍然拒绝接受警告，虽然政治僵局不断被提及，但君主制拥护者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是将中国变成联邦制帝国，各省成为自治单位。先前为弥补国家财政缺口而过度发行纸币，到现在已缓慢地摧毁了中央政府的信用，中止兑付只是时间问题。到2月底，不仅有贵州省被北平政府正式认定为跟云南一起公开造反，而且有报道造反部队正在进犯邻近的湖南省。报道讲广西也在准备独立，而在四川，越来越多的本地军人在造反。试图用炸弹暗杀袁世凯的传言不胫而走——京城已发生许多逮捕和自杀事件。虽然2月23日颁布的法令把登基仪式无限期地推迟，但已经为时已晚。整个国家显然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爆发，不到四周之后，袁世凯不情愿地公开承认一切都完了。据了解，与英国外交使节的一次重要谈话极大地影响了他，3月16日广西——学者梁启超去到的地方——正式宣布独立也是有力的推动。3月22日，这位候任皇帝颁布法令，明确取消整个君主制计划，宣布现在将组建一个责任内阁。在那之前，政府公报已经愚蠢地并排出版了圣旨和总统令——前者给中国人看，后者给外国人消遣。即使在中国也从未见过这样的闹剧。浏览这份取消法令将看到这场撤退被表演得如何的蹩脚拙劣：
取消帝制的法令（3月22日）
民国（即共和国）成立以后，骚乱迅速相继发生；像我这样的小德之人被召唤来承担治国的重任。由于担心灾难可能随时降临，那些心怀国家利益的人都坚持主张重建君主政体，以终止所有的权力争夺，开创和平的管理体制。这方面的建议自从癸丑年（第一次革命那年，1911年）以来不断有人向我提出，每次提建议的人都被严厉斥责。但去年的情况确实与前几年有很大不同，以至于无法阻止这些想法的传播。
有人说，除非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否则中国绝无希望作为一个国家存续；如果像墨西哥和葡萄牙那样的争吵发生在中国，我们很快就会落入安南和缅甸同样的命运。于是许多人主张恢复君主制，提出的论证也很合理。所有的军事和民事官员、学者、及民众都同意这项提案，通过电报和请愿书、以最诚恳的语气向我请求。那时候我所处的职位让我有责任维持当时的现状，我反复声明拒绝接受该项提议，但是人民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难处。代理立法院（即参议院）决定，国体（国家形式）问题应该由“国民代表大会”表决。结果是各省和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一致赞同君主立宪制，并且共同选举我作帝王。因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人民，而此项决定是由全体代表作出，所以没有余地让我再作争论。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突然被提升到那个高位会违背我的誓言，损害我的诚善信念，让我无法向自己解释；因此我真诚地拒绝了，进而明确我长期持有的观点。然而前述的参议院坚定地表示，共和国总统的誓言是基于特殊的约束力，应该根据人民的意愿来遵行或放弃。他们的理由是如此的无可辩驳，我实在没有借口再次拒绝该项提议。
因此我以“准备”为托词作为权宜之计，以满足人民的愿望。但我在行动上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执行该项计划。当云南和贵州出现问题时，我正式颁布了一条法令，宣布推迟该项事务，禁止再提交恳求登基的请愿书。然后我急速召集立法院（即新议会）开会，以征求该机构的意见，希望将诸事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是个饱经风霜之人，曾经断绝掉所有的世俗念头，隐居在洹河（在河南）边上，对政务国事毫无兴致。辛亥年革命的结果，我被人民阴差阳错地选举出来。我不情愿地从退休生活中复出，努力支撑起摇摇欲坠的国家。我无意其它，专心救助国民。纵览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以生动的方式揭示出，古时候的国王和皇帝的后裔难逃悲惨宿命。有什么可能会让我渴望称王？然而国民代表不相信我拒绝该项提议的诚意，部分人似乎怀疑我包藏私心，想要获得更多权力和特权。这种思想上的差异衍生出极其危险的局面。由于我的诚意不足以感动民心，我的判断力不足以评价每个人，所以我只能责备自己德行不足。为什么要责怪别人呢？国民身处困苦，士兵在吃苦耐劳；加之民众已陷入恐慌，商业迅速凋零。当我扪心自问之时，悲伤充溢其间。因此我不应该为了迁就他人而压抑自己。
我仍然认为参政院提交的“提名请愿书”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特此取消去年12月11日（1915年12月11日）对王位的正式接受。各省和特别行政区的“提名请愿书”全部通过国务院归还参政院，即代理立法院（议会），转交给请愿人销毁；与之相关的所有准备工作立即停止。我希望如此来效法古人的诚挚，自行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样做才可能符合人性志气，也是上天意志的表达。我现在坚持洗心革面，这样才可能免生麻烦，人民才可能拥有和平。那些主张君主制的人是出于巩固国家基础的愿望；但是他们的方法被证明不合时宜，他们的爱国心可能会伤害国家。那些反对君主制的人是希望表达政治观点。因此可以推定他们不会走向极端，进而危及国家。他们都应该听从自己的良知，舍弃自己的偏见，一心一意，共同努力挽救局势，让神州华夏后裔得以免除可怕的内战，将不良的征兆转变成幸运的标示。
简而言之，我现在承认，国家的所有错误都是由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既然已经取消了接受王位，如果有人继续扰乱地方上的和平并因此授人以柄，那么无论是谁都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作为大总统，有责任管理好整个国家，在国家行将消亡之际不可能坐视不顾。当前田园荒芜，朝纲懈怠，管理松散，真正的人才没有机会。思虑这些问题让我在午夜中醒转。如果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们如何能作为一个国家存续？从今往后，所有的官员都应当彻底根除腐败积习，努力取得成就。他们应当全力以赴，尽职尽责，无论是推行变革还是破除原有的腐败。让所有人都不止于讲空话，对任何事情不存偏见。他们应当坚持将只倚重事实作为主要的行政管理原则，严格及时地行赏论罚。让我们所有的将军、官员、士兵、及全体民众都按照这一理念行事。
这种试图体面的道歉远未收到好评，被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承认几乎要被击倒，再多一分就可以让他完全覆灭。我们先前已经讲到，北方军队在扬子江上游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反对他的行动正在蔓延开来，于他好比令人恐惧的传染病，整个南方现在联合起来对抗北平。他承诺在5月1日设立一个合适的立法机构变成为笑柄。到4月中旬，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五个省份宣布独立，另外八省正在准备效仿。一个南方同盟组织起来，其最高军事委员会设在广州，冷酷的龙济光总督被拉拢反抗其主子，学者梁启超辗转各地，激发行动。有报道讲1913年的旧议会正在上海召集，针对北平官员的恐怖手法传遍各处，在京城引发恐慌，担心大屠杀的富裕家庭大批逃离。
现在出现了公开的呼声，要求让袁世凯彻底退位并将他驱逐。四面八方的知名人士——包括仍然控制着扬子江上的权力平衡的冯国璋——开始发来电报，告诉他必须离开。袁世凯曾经的所有对手也都结束流亡，争相回到中国。到5月初，局面变得如此危险，以至于外国使团开始警惕不安，商量着协同采取措施确保他们自己的安全。5月6日传来致命的一击。人口比法国还多的大省四川宣布独立，所有的北方军队在扬子江上游陷入包围。仍在屏息流传的恐怖故事讲，得知这条消息的时候，袁世凯狂怒不已——四川一直由他绝对信任的陈宧在掌管。他拿起一把剑，暴怒地冲进躺着爱妃和新生儿的房间。野蛮地几刀将两人砍杀，让他们躺在血泊中，从而缓解近乎击垮他的类中风。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说明这个被选来长期掌权者的真实本质。5月12日，北平不得不中止兑付，政府银行几无分文，最后一次试图在美国商谈贷款也告失败。与此同时，在冯国璋的鼓动下，南京着手召开会议应对时局；不过在5月11日，代表南方同盟的广州军政府已经一致推举副总统黎元洪成为共和国总统，宣布袁世凯从去年12月13日接受王位之时起不再是合法的总统。副总统先前设法将住所搬出王宫外，曾被他回绝的几个国家友好地提出将提供保护，自始至终他都展现出勇气。即使是由机会主义者和摇摆不定者参与的南京会议，也认定袁世凯退位是必须的政治事项，会议主席冯国璋在最后一刻展示出那个垮台的独裁者发来的电报，表示如果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他愿意离开。
13-3
不过更为戏剧性的垮塌即将发生。5月底时，北平政府显然已经不存在。真正进入到最后阶段。所有的公使团都知道了袁世凯的惶恐崩溃，他们非常担心军人可能在京城发动叛乱。张勋的一支野蛮部队首先到来，为这幅黯然失色的图片——画着个病怏怏的统治者——加上些拜占庭的痕迹，那个统治者的阴险奴才，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徒劳地努力印制纸币，试图找到防止京城崩塌的必需资金。有人说当时梁士诒说服其主子作最后一搏。安徽的倪嗣冲等忠心将领的剩余部队，被运送到扬子江上游，试图通过野蛮进攻来恢复局势——但一无所获。
北平的状况变得非常糟糕。甚至有传说相邻的山东省将成为日本保护下的独立国家。虽然北平当局仍然是名义上的中国中央政府，但当时在场者都清楚地知道，一连串的崩塌过后，残留的政府只是古希腊式的城邦——阴险人物梁士诒主导下的混乱管理。京城的号令传不过城墙之外十英里。各个政府部门对工作中的许多隐性影响感到厌恶和怀疑，实际上已经各自为政，向公众收取美元和外币，而拒收中国发行的钞票。领头误事者梁士诒手中剩下的实权是控制着铜钱市场，他忙着弄虚作假，把最后的几千块搜刮进自己的钱包，显示出人如潮水必然会露出真面目。在中国的所有苦难中，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形。即使在1900年，义和团泡沫被刺破后，朝廷外逃寻求安全，还保留着几分体面和尊严。整个京城陷入一场大灾难；那场灾难就像一顶斗篷，遮掩着受害者的赤身裸体；至少当局没作任何伪装。1916年的夏天，如果不是令人赞叹的16,000名警察和宪兵在确保民众的安全，那么无疑每天都会发生烧杀劫掠，妇女没有安全。那是报复性的政治崩溃的最后阶段：毫不奇怪，所有的中国官员，甚至包括高级警官，都把他们的贵重物品送出城或送进使馆区保管。普通民众不停传播着骇人的谣言，说6月5日端午节之际会有大麻烦；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不过是一场巧合。
6月6日早些时候，一通电流传遍北平——袁世凯死了！起初这条消息不让人相信，不过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使馆区明确得知他早上十点过几分死于尿毒症尿血——法国使馆的外科医生几乎到最后时刻都在场。这位先生后来签发的证明立即平息了自杀的谣传，尽管许多人仍然不肯相信他的确已经死了。“我不想要这样的结局，” 据说他在过世前几分钟嘶哑地低声说道：“我不想当皇帝。我周围的人说人民想要一个君王并且让我即位。我信以为真，被人误导了。” 他的生命之光就这样摇曳熄灭了。如果说石头上有训诫、流溪中藏宝书{注:莎士比亚语}，那么在这场悲剧中肯定包含有足以说服人的教训！遵照古老的传统，这个可怜之人在弥留之际，发布了下述的遗诏，努力在长夜笼罩他之时跟其他人言归于好：——
袁世凯最后的指令
民国已经成立五年。我不胜荣幸地被人民赋予大总统的伟大使命。由于德行和能力不足，我没能够完全实现想要成就的事业；惭愧地讲，没有达成拯救国家和人民之初衷的万分之一。自就任以来，我白天工作，夜间思考，为国家作规划。确实，国家的基础尚未巩固，人民的艰辛尚未解除，无数的变革尚未实施。但是，籍由民政官员和军人提供的珍贵勤务，各省保持了大致的和平有序，迄今维持住了与各国列强的友好关系。
一方面我安慰自己完成了这些事情，另一方面有很多问题我要责备自己。疾病突然来袭的时候，我正想着如何隐退去过自己的生活，在森林中、泉水边休憩，实现最初的愿望。因为国事的重要性至高，所以必须确保让合适的人来接管此事务。根据《临时宪法》第29条的规定，如果某些原因导致大总统之职位空缺，或者大总统无法履行其职责，那么副总统应当代其行使各项职权。我作为大总统，现依据《临时宪法》宣布，副总统代为行使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各项职权。
副总统是个谦恭有礼、本性善良、仁慈睿智之人，必定能够显著缓解时局的困难，筑牢国家的和平基础，从而弥补我这个大总统的不足，满足全国人民的期望。京城外的文武官员、以及军队、警察、学者、及民众应该倍加牢记国家的困难和危险，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与秩序，把国家利益放在诸事之前。古人曾经说过：“只有当生者努力变得坚强，死者才会不死。”{即:唯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 这也是我这个大总统的愿望。
（签名）段祺瑞，国务卿兼陆军总长
曹汝霖，外交和交通总长
王揖唐，内政部长
周自齐，财政部长
刘冠雄，海军部长
章宗祥，司法与农业和商业部长
张国淦，教育部长
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
几天之内，这种悲惨的结局自然就在思想者内心唤起对死者的深切同情，加上对外国人——当然不是全部，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所扮演的角色的深恶痛绝。简单讲来，把所有的事实恰当地分组归类之后，可以说袁世凯是被他的外国朋友们扼杀掉——不断地给他提出那之类的建议，在宪法、金融、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可以很容易地一步一步地追踪他被鼓惑走过的那条大道，在每个转折点上都可以看见，本该教他如何忠实诚恳地恪守西方信条——自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声明要坚守之道——的那些人，在向他展示如何不忠实不诚恳。充分了解事实并且有时间去思考的时候，这场悲剧必然会让全世界深入研究，如果说今天还有些什么留给诗意般的公义，西方世界会认识到该向谁归咎几分。
这个男人，袁世凯，1911年从退隐中复出后，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出色的中国人：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在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中不多见，统治阶层吸收的多是瘦弱之人，因为念书和莲花般清高的生活而苍白无力。他有一项任务正在完成中，一项艰巨的任务，涉及四亿人的一场变革，如果得到明智的忠告建议，于他并非不可企及。他在某些方面的确无知，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并且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民众需要一位带路人来引领他们穿越西方世界的大门，协助他们获取宝贵的智慧和经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满怀着近乎伊丽莎白时代的热切期待，仿佛从未梦想过的新世界突然被他们发现，敞开着门准备回馈他们的努力。中国长久以来被嘲笑为腐朽之地，如今已涅盘重生；并且以简单宏大的姿态宣布，她也同样属于上帝的选民，理应享有相应的政府治理。
外国的回应是什么——官方的回应？在每次本该引进西方理念的操作过程中，反对进步、反对启蒙的作法被普遍采用、热心推荐。从未看到过丝毫真正的政治家风范和利他主义行为，除了1913年美国的举动算得上昙花一现，当时威尔逊总统拒绝让美国参与善后大借款，因为他认为其中的条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西方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乏善可陈，只不过是在默许那种撕裂掏空欧洲的政策——即军国主义。这就是西方提供给这个希望之国的优质水果——这种水果会在枝头上枯萎，或在人们采摘时毒害他们。中国人被教导相信，政治才能就是懂得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歪曲对手的行为和言论，从对手的错误中获利——而不是重建国家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共和国被西方官僚的行为打造成为闹着玩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通过这种虚假残酷的臆断，西方扼杀了袁世凯。
如果把那段墓志铭写在他的政治墓碑上，其中将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真相，不过只有在末世来临之时才有可能。
14-114. The New Regime – From 1916 To 1917 │ 新政权—1916年到1917年
在袁世凯过世后的一个小时之内，老练的国务卿段祺瑞就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几年前段祺瑞被派去扬子江将黎元洪带到北平来困住——准备迎接他出任共和国总统。当天一点钟，各同盟国的外交使节匆忙聚集在外交部，被知会黎元洪将军已经正式就职，京城的和平安全完全有保障。无需忧虑任何骚乱；虽然民众发觉已经到来的悲惨结局后无疑会传播谣言，但宪兵团队和大都会警察——18,000名武装人员组成的两支部队——正在采取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
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仍能感受到强烈的不安。外国使团虽然生活在中国，但是被知会的中国事务却很不全面，他们不相信在经过五年的激烈对抗之后，中国的内部和平会突然降临。在当时作出的诸多前景黯淡的预测中，外国大使最常说的是，日本人将在三个月内完全占领中国——阻挡他们推进的一个有力障碍消失了。没有更好的例证可以用来说明那些人对政治的把握不足，他们的本职应该是政治，现在却变成为因果关系论的专家。在中国，就如同在巴尔干半岛，专业外交手段时常出错，因为其主体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来冷静地开展日常研究，研究所有那些构成现代国家主义的复杂现象。他们的行为准则几乎完全出自于个人偏好，再通过回顾先例来间歇性地强化，所以每一任公使的职业生涯中都错误如山，对此不必惊奇。除了作为最后一招之外，他们决定不沾染丝毫激进改革的气息，自然就倾向于拾起早已被这个平凡世界遗弃的信条，外交界变得本能地推行蒙昧主义，成为社会进步的鬼祟敌人。他们不信任民众期望从改变中受益的潮流，而是转向那些真正可憎的东西——秘密条约。眼下因为对于强人理论的彻底失败感到极度失望，所以只能通过怀疑未来以寻求安慰。理性者从来没有变得如此荒谬。袁世凯的生平故事，加上欧洲和日本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构成一篇警示性的章节，应该传讲给所有职业政客，因为这段历史展示了拜占庭主义的全部邪恶特征。
黎元洪总统第一次主政就迅速重建了信心，他向眼神中充满渴望的人们宣布，旷日持久的革命结束了。他把京城的所有将军召集到跟前，诚恳坦率地告诉他们，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他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永久性地防止外国干涉共和国的事务。他立刻获得了热烈的支持。军队召开大会之后，全体军官自愿负责维护京城的和平与秩序。袁世凯政权开创的可怕动乱变得不再可能发生，人们几乎是立刻就像往常一样各司其职。
然而，那场疯狂的君主制冒险留下的财政烂摊子令人震惊。京城不仅没有钱，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食物；自从中止兑付以来，农产品已经停止进入这座城市，因为农民拒绝接受那些不能兑换的纸币。政府有必要以名义价格出售大量的储备粮——为军队及惩罚南方的远征储备的粮食；许多天里都可以看到的熟悉景象是，无止尽的蓝色队列在耐心地等待着领取规定的微薄口粮，如同在战争期间那样。
虽然军队忠诚于新政府，但拥护君主制的政客不是这样。看到自己完结的时间已经来临，他们不遗余力地挑拨离间，阻挠各省与北平重新联合。如果要详细地罗列这些阴谋，那将会令人生厌，这些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不计其数的阴谋，都是用来干扰新政府合法地行使对国家的控制权。由梁士诒带领的这些君主制拥护者发现无法消除大众对他们的憎恶，于是改变策略，筋疲力尽地试图让新政府颁布一道大赦令。面对各种说辞，总统黎元洪不为所动，毫不含糊地拒绝考虑对他们的赦免。黎元洪是个正直而仁慈之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打算是，在发布命令之前让国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了表明自己不倡导其前任施用的恐怖主义作法，他即刻发布了一条指令，撤销臭名昭著的执法处，或称军事法庭，执法处已经被袁世凯变成从事司法暗杀的工具，在1911年至1916年期间，数千名不幸者几乎未经审判就在其阴暗的四周空地被处死。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总体情况只能缓慢改善。北方的军方人士决意阻止政治权力完全落入南方激进派手中，激烈反对恢复《南京临时宪法》，公开责难重新召集1913年的旧议会，旧议会已经在上海召集起来，准备移师来京城。需要精明的策略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中国海军集结在上海附近海域，采取了行动；海军将领在发给北平的最后通牒中宣称，如果段祺瑞掌控的政府不顺应民意，拒绝恢复《南京临时宪法》、重新召集旧议会，那么海军将不承认中央政府的职权。由于舰队掌握在南方同盟手中，没有被正式解散，北平政府在整个扬子江流域都无能为力；经过多次徒劳地试图回避这一合理且正确的方案之后，最终双方同意回复到1913年11月4日政变之前的状态——以联合内阁重组北平政府，其中容纳北方和南方的提名者——总理职位仍然由段祺瑞出任。
6月28日，一列送葬长队行进在从总统府通往火车站的路上；那个大独裁者的遗骸正被送往河南的最后安息之地。这列队伍中引人注目的是一辆气派的驿马车，它本来是要承载新王朝的创立者去登基，现在却陪伴他进坟墓。人群的超然态度以及仪式的刻意简单化——意在体现共和格调，比一大堆论据更能清晰地表明，中国——也许她自己尚未察觉——已经多少有些现代气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如今变身为最年轻的共和国，羞怯地尝试着学习青年人的课业。
把袁世凯下葬后，政府发出指令，立即逮捕君主制图谋的所有头目；不过这帮腐朽之徒已经四散逃离；只要他们老实呆在外国人管辖的区域，现政府也就不打算没收他们的物品和财产，而前政府肯定会这样做。背信弃义、作两面派、卑鄙报复的日子真正过去了，新政权致力于构建规范和公正。新总统的任务绝不轻松，如果他能够在各种情况下稳健地驾驭住中间路线，既避免凯撒专制政治，又不至于无所作为，那就是回馈了他接受过的培训。总统黎元洪1864年生于湖北——扬子江中游最重要的省份之一，现年五十二岁，正处于生命的全盛期；尽管从早期青年时代就习惯了军事氛围，他的政策丝毫不倾向军国主义。他的父亲多年在华北指挥一支部队，官至参将（中校），未能让他完整地接受新式教育。二十岁那年他进入天津海军学校{即:北洋水师学堂}，六年后毕业，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是一名技术官员。那次海战之后，他接受总督张之洞——当时最有名的老总督之一——的征召，加入他在南京的队伍，受命监管在这座南方旧都建设现代堡垒，这些堡垒在革命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后来张之洞调任武昌总督，黎元洪随同他迁移，积极参与训练湖北新军，其间得到德国教官的协助。1897年他赴日本学习教育、军事、和行政管理，短期停留后返回中国，后再次作为禁卫军官员前往东京。隔年秋天回到武昌，被任命为骑兵指挥官。1902年他再次到访日本，参加盛大的军事演习，这些旅程让他学会了良好的工作日语，在英语之外，日语已经成为海军学校的一门重要课程，现在他已经能够很好地理解这门语言。1903年黎元洪被提升为准将，随后升任湖北正规军（常备军）第二军团的指挥官。在主要职务之外，他还时常出任各种附带职务，涵盖各类教育和行政事务，因此对省级政府工作有很好的把握。1906年在河南省彰德举行的著名军事演习中，他担任第八军团的总司令，据说那场军事演习催生了以军队为筹码全面对抗满族的想法。
在值得纪念的1911年10月11日，武昌举起反抗的义旗，这有点违背他的意愿，因为他是一名忠诚的官员，他被推举为军事总督，从而真正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位领导人。在十天之内，他的领导才干获得了十四个省份对共和事业的支持；虽然由于装备和军需不足而面临严重困难，他在武昌周围与北方军队鏖战了两个月，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共和国正式成立、满族政权消逝过后，黎元洪真诚地努力改善南北军队之间的关系，双方军队艰难对峙了好几个礼拜。他也是第一个提倡完全分离开民事和军事管理的人——共和国初期的行政权力完全掌握在各省军事总督手中，他们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自行招募士兵。虽然这项改革到今天也只是部分成功，但毋庸置疑的是，共和国成立后无需很多年，军队掌控国家政策和行政管理的思潮就会消散。发生在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没有博得黎元洪的同情，因为他反对内斗，坚持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同心改革，而不是沉溺于徒劳无益的纷争。面对君主制运动的丑恶嘴脸，他的反对同样坚决。那些最高级别的人士再三要求他支持袁世凯当皇帝，但他坚持拒绝，尽管被公然威胁会遭暗杀。袁世凯正式接受王位之后，册封黎元洪为亲王，但他始终拒绝接受；总统府给他送来亲王补贴的时候，他将之退回去，附带说明他没有接受这个头衔，所以这份钱不是他的。动摇其意志的各种努力都无功而返，他的耐心和冷静极大地促进了对于袁世凯的道义反抗，最终令后者覆灭。
这就是那个被征召来主导新政府和议会工作的人，议会现正在北平组建；当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上的运气让他成为掌舵者。黎元洪清楚地知道，这场波及全国的复辟帝制的奇葩运动造成的影响，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抹去；而军方——军队是比革命更长寿的一个有实效的组织——那章鱼般的触手，在短期内也不会放松；因此必须得忍耐，直到这个民族彰显出自己，表明自己能够并且必将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的权力只可能是非常有限，只能够被动而非主动地加以运用。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是合乎宪法的总统，很快他就认识到必须泰然接受一段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永久宪法》可能会制定好，各方可能被迫达成全面的协议；归因于他决定如此行事，袁世凯离世后的这一年来几乎完全平静无事，除了战争问题引发的危机，那场危机在别处已经有充分的论述。
在191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局面是毫无异象。革命造就出两大政党——国民党或称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所有的激进派人士，以及进步党或称进步主义学派，其中主要是年长的官方阶层之人，因此保守谨慎。导致袁世凯垮台的云南运动主要是由学者梁启超激发和引导，他是进步党的一名领导人。当时的进步党成员人数赶不上国民党，不过获得了重建共和国的荣誉和赞许，而国民党则阴云笼罩，由于其成员在1913年策动了那场失败的二次革命。虽然如此，国民党主要是由更年轻、更具现代思想的成员组成，因此更加真诚地拥护共和，从他们当中喷涌出遏制黩武政治的最强呼声；尽管他们的工作必然是在议员会议室之内，但是他们的道德感召力非常强大，始终代表平民阶层而不是好战分子。国民党坚持凡事必须遵守《南京临时宪法》，直到制定出《永久宪法》，这让他们很快确立了优势；诚然南京宪法未能产生代议制政府——由于难以界定权力来保证独裁不会出现，但它至少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中国不能再由家族来统治，这本身就是相对以往观念的巨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总统的策略是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设法协调参差不齐的各方，从而让四亿人的政府切实地开展工作。
他继任总统从最开始就受到军方的阻挠，现在他们性急地采用新手法来应对他的成功继任——消减北平议会的权力。我们已经讲到过通告电报在中国的弊端——无疑是将外国发明应用于本土生活的最意想不到的结果之一。通过这些电报活动，各省长之间可以迅速交换意见；接下来在1916年秋天，由军方牵头，可怕的老将张勋在浦口铁路组织了一次完全非法的将军会议，目的是震慑议会，确保军方保留住幕后控制权。今天或许没有必要再做什么，只需留意到此次事件严重损伤了国家的和平；归功于总统的智慧和温和的劝告，没有发生公开的违规行为，并且有理由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至少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再发生。[附注：虽然本书第十六章中涉及的事件让中国面临新的危机，但此处采用的论据丝毫没有因之被削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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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解决的难题很独特。并不是说那些将军和军方人士必然反对变革：他们不属于执政群体中理性有文化的成员组，思想不那么开明，不太习惯外国的方式，因此更多地与老年中国人有联系，众多的老年人长期留恋在广阔的农村、以及遍布各省直达中亚边疆的无数乡镇。至于那些掌握权力平衡、处理大部分实际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自然很难接受那个机构——没有被他们认可为负责任、有代表性的机构——发布的纸上法令；不过有很多迹象显示，《永久宪法》颁布并在所有学校中成为信条以后，情况将会好转，过往的对抗会逐渐消失。
自1916年8月重新组建以来，议会就一直在努力制定这部宪法，现在已几近完成。两院每周三次坐在一起召开国民代表会议，对宪法草案（由国会专题起草委员会编写）作非常详尽的审查和讨论。自然有很多激烈的场面伴随着这项重要工作的推进，国民党和进步党这两大派，一次又一次地争吵不休。不过总体讲来，那些争论及达成的决议符合要求、意义重大，它们以具体和无可置疑的形式传达出中国人的思维现状及大量隐含的共识。举例来说，经过精彩的辩论和激烈的反对之后，才最终决定不将儒教定为国教；毫无疑问，通过正式将这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记录在中国政治思维的秘密据点中，巴士底狱已经被推倒，为个人主义和个体责任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这在从前中国至高圣人的沉重桎梏下绝无可能。在必须确定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的依存关系时，遇到了更加艰巨的困难，倡导分权者和支持集权者好几个月未能就所谓的省辖制达成一致，接下来又死命纠缠于此段法律条款是该作为宪法中的一章还是主条文的附件。最终达成的协议——成为宪法的一部分——独具匠心，国民的治权在重建起来的（先前基本上已被袁世凯破坏）省级议会中得不到体现，在中央议会中充分体现。当然在未来几年，这更可能只存在于纸面而无法付诸实践；不过有迹象表明，一段时间后，议会政府在中国将比在某些欧洲国家更成功；中国人喜欢既有的固定程序，并且行为谨慎，会选择公开辩论作为糠中筛米的最佳方法，会把每件重要事情交由投票来让多数人决定。在1916年至1917年期间，议会俨然是一个国事监督委员会，充分证明了其重新召集起来的价值。可以想到的每个主题都经常有质询听证；内阁部长不时得承受激烈的言辞抨击；真正意义上的部长责任制正在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形成，必然会受到议会严厉批评的担心减少了——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消除——很多失职行为。作者认为，十年之内，议会将成功地把国家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与内阁之间建立起密切的日常联系，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政府理论的治理将牢固地扎根在北平。这样的奇迹也可以发生在东亚尽头，再次证明人类的思维能力无所不及。
与此同时，眼下的中国跟万里之外的其它国家一样，部长不负责任是一大敌；也就是说，由于总统不强势，所谓的内阁治理就让内阁部长摆脱了有效的日常监督。各种不该发生的事情在发生，玩忽职守而本该立即驱离京城的人仍在掌权。[附注：写作这本书以来，已经有两名内阁部长被当场逮捕。] 虽然中国人行动迟缓，喜欢推迟作决定，直到命运让他们培养出铁面无私的品质，但是丝毫不必怀疑，从长远看来，那些不诚实的家伙会受惩罚，更有效率的群体会取代他们的位置。从各个角度看，都有理由庆贺目前的形势，并期待未来会和平地展开。
造访新政权下的议会对于大多数人都会有所启示：坦率公正的印象会让他们难以忘怀。甚至那几栋国民议会建筑物的位置也有独特的意味。它们隐藏在远处的西城，正处在巨大的内城墙的遮掩下，仿佛在完工之时就预料到永远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围绕京城的砖石大堡垒派生出的重压很快就会向它们证明，渴望闯入进去控制国家只可能是徒劳。在袁世凯和满族人统治期间，它们是政府手中的操练工具，从未被允许定型成为实践。它们的近亲包括铁路、电力、碎石柏油公路、以及所有的其它现代事物，这些现代事物正在开始改造此地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古老文明；因为它们与现实的中国农场如此疏远，有人认为它们将始终游离于国民生活之外。
蠢人就是那样认为的。在旧帝国议会（参政院）的程序规则副本中，本书作者发现了写于1910年的这条说明：“在其首次会议期间，这个机构的辩论就非常引人注目。看起来很明显，1913年的首届国民议会将控制中国，架空君王的权力。结果，革命——” 虽然日期有点困惑人，但是预言能力值得一提。
1916年至1917年期间的议会周围专门部署了很多警察，他们的人数和警惕的神态也在讲述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就跟建筑物的位置在讲述故事一样。与其说是可能发生的暴力让这些警察被派来此处，不如说是有必要告知路人，从前在这里出现过违宪的暴力行为，如果以后再出现，将会被严厉地击溃。可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民议会比北平议会遭受过更强烈的蔑视，可能它最不该遭此待遇。在众议院度过一个下午之后，大多数开明人士肯定会感到惊讶，他们本来乐于相信，中国的事情不过是部分评论家们宣称的那个样子。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习惯于行会议程和辩论，通过这些程序来审查所涉及的原则，进而决定攸关多数人福祉的事项，已成为一项古老而固定的习俗；虽然目前存在笨拙别扭之处需要留意，不过熟能生巧之后，这个民族的天资将充分展现出来，在当代历史上留下持久的印记。对此毋庸置疑。去旁听席坐下来，自己去感受。冲到嘴边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年轻人去哪里了，那些伪装成立法者、被本地媒体极度嘲讽的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大多数议员是三十或四十甚或五十岁的男人，远非年轻，有着睿智而沧桑的面孔，已经没有青年人那份活力。你甚至会在各处看到那些患有风湿咳嗽、本该呆在家里的老者；虽然偶尔会有脚步轻盈的年轻人，穿着欧洲服饰，在国外涂抹的饰面还没有完全褪去，但总的感觉是些已经达到成熟年龄的男人，他们完全可以代表这个国家今天的状况，和实情几乎一样。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不会否认这一点。
议员办公桌的排列体现出欧洲风格，议长席抬高起来，一排排的书记员和记录者，给人井然有序的印象，却又残留着几分革命的气息。也许是中国人竖直的黑发和多彩的丝绸服装——映衬在朴实无华的背景下，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的画面。在那种情况下，偶尔的剧烈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那种时候迫切需要违规的勇气，不是我们生活的二十世纪，如今仅靠血性无疑不能妥善成事。每扇门及前几排旁听席都有配备武器的国会警察，让人感觉到几分戏剧性，并且异样的刺激。中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创造了其第一项传统：谨慎地武装在手向前推进——充分吸取刚过去的教训。
这里是写作比赛的发祥地，大多数议员的桌上都放着文件和笔记本。刺耳的电铃声响起后，人们鱼贯而入，各自就座，经过那场休会，议员席只坐满一半。几乎每个人都身着中式服装（便衣），议员徽章显眼地别在胸前。人们很快就坚信，这里进行中的不是说与国民无关，而是切实关乎生命肉体，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其中的勇气不可能不激发起想象，因为聚集在这里的四五百人，是作为组成这个国家的四五亿人的典型——如果说他们还不能代表。你似乎看到这个国家的轮廓，沉闷、迟缓的大多数在迅速回应潜意识的好奇——突然间生气，突然间又平静下来，理性毕竟始终是永远被崇拜的女神。这里的所有人都有学者风度，行为审慎。当议长按顺序主持议程、宣布辩论开始的时候，会场一片寂静，除了几百只紧张的手在触摸文件或来回摆动。每个人都会用手，特别是在发言之时，不像欧洲人那样握拢，而是张开，用细长的手指来传神，曲解、转向、暗示、揶揄、以及少许让步。通过研究手势来写中国的故事将会很有趣。
每个人轮流去讲台上发言，每个人都有很多话要说。很快另一种感觉会强化——北方人清晰的讲话和更洪亮的声音比南方同行更有优势，所有的演讲者都知道这一点。北平的普通话毕竟是官方的母语，比其它方言更自如、更准确，不可否认地带有某种程度的权威色彩。听起来尖锐、高调的南方口音虽然可以非常敏锐而急速地争论，但似乎逐渐成为某种不利因素。仿佛有种内在的趋势是变得爱挑剔抱怨，讲得太多反而令其诉求似是而非。这些都是奇特的小事情，在世界其它地区并不是没有此类影响。
掌声响起表明的意思跟在其它地方一样；如果你想在大型集会中把论点讲透彻，那么必须简明扼要，引用明确有力的论据。这正是区别闹剧和戏剧的关键，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度的分析对于大众没有说服力。不过通常没有太多的掌声，发言者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没有被满意或不满意的讯号打断。很少的时候有一阵笑声，作为反击对手获得的加分。不过笑声突然间就消失了，如同其突然间爆发——你几乎还没有注意到，仿佛笑声是多余的，必须让位于更严肃的事情。
辩论结束后是表决。电铃声再次响起，国会警察粗鲁地关闭所有的出口。书记员走进过道。他们看上去无精打采、无动于衷，但是很快检查完会员资格证，以确保在场人数达到法定数字。议长宣布现在表决。就像是听到一声命令，大片的“赞成者”直挺挺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掌声雷动；此项法案获得几乎全体一致的通过。当然并不总是如此。当吵闹蔓延在各处时，议会将停止推进议程，十几个人站在他们的办公桌后面发表意见，竭力驳倒对方。议长耐着性子，尽力对付此类程序问题——往往归于失败，因为规则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必须经过数年才能建立起绝对严格的规则。尽管如此，自1916年8月以来取得的进展已经非常显著，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议会的工作归根结底就是辩论——表达国民心中最重要的想法；如何表达那些想法就是在不断地展现国家政治信仰的真实状态。议会是——或应该是——整个民族的缩影；议会的情况从来不比国民大众更好或更糟。国民议会表决中依循的多数票规则必须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中国也不例外——多数票规则必须是决定性的原则。
在这里，中国的全新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复杂的问题。责任内阁未能以任何明确易懂的方式与立法机构联系起来，并且时常与总统办公室对立行事，给政府管理制造出该受强烈谴责的日常争斗，已经导致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冲突。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议会制政府正在稳步推进，《永久宪法》和地方政府制度都付诸实施以后，将会翻开新的篇章。毫无疑问，需要更年轻的一代人入职才能根除所有的古旧之物，不过本书作者惊讶地注意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即使是那些属于满族旧制的总督也热心于新的秩序，并乐于提供帮助；部长职位的竞争明显很激烈，尽管在任命生效之前必须接受议会的拷问并获得多数票。
不过北平还有最后一道异象尚未祛除。被废黜的儿童皇帝仍然住在冬宫，被一个微型的朝廷簇拥着——这种状态不应该再被容忍，因为它无疑会助长相关人员传播的谣言，那些人不时神秘地传说有一场复辟即将发生。解决问题的时间已经到来，不仅必须让满族皇室远离京城，而且还得制定出一套方案，修改所谓的旗人家族的养老金制度，这些家族仍然在领取月度津贴，如同在满族统治时期，这要归因于1912年退位时签署的那些优惠待遇条款。这两个重要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的帝制将迅速消失，彻底湮灭。
15-115. The Republic In Collision With Reality │ 跟现实冲突的共和国
◊ “外来侵略”的两个典型事例 ◊
那就是袁世凯离世后的新政府需要面对的内部形势。国库缺乏资金，各省不能够或不愿意向京城汇缴分文，幸运的是至少有一项公共服务——先前在外国压力下才建立起来——在出色地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盐务管理局——由管理过印度的理查德∙戴恩爵士在不到三年前有效重组起来——现在每月提供近五百万美元的盈余；正是这项收入让中国在困难的过渡时期得以存活，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她只有死路一条。自1916年6月以来，中央政府节省使用这笔资金并与流通纸币相结合，才勉力履行其职责，防止国家职能瘫痪。
不过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不断面对和平息各种新生的危险——外部世界的利益挤压着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与本土利益相冲突。为了阐述和说明这个国家必须忍受的日常烦恼——缘于其领土的广袤和其它国家章鱼般的触手，我们给出袁世凯离世后发生的两起典型的国家间的麻烦案例。第一起是众所周知的1916年8月发生在满洲的郑家屯事件；第二起是同年11月发生在天津的老西开事件，在整个华北引发了对法国的愤怒，写作本书的时候尚未消退。
关于郑家屯事件的实情非常简单，可以完整地讲述。郑家屯是个小型的蒙古-满洲市镇，位于南满铁路以西大约60英里，这个距离是沿着糟糕的马路去那里，当然乌鸦的飞行距离远少于此。那片区域是个“新地方”，郑家屯所在的辖区原来全部是蒙古领地，中国人定居在这里的人数渐多，于是有必要建立起通常的民事政府。小镇往西大约三十或四十英里就基本上不再有人耕作；视野所及只有起伏的蒙古草原，稀疏地点缀着游牧民的宿营地，单调地延伸进无垠的高亚洲。
该地区战略位置重要，因为洮南府境内各条商队路线越来越多地汇集在那里，洮南府是中国在蒙古边境地区最靠西的管辖之地。各种兽皮、皮毛、皮货、牲畜、粮食的交易让这个边境城镇在中国人看来逐年愈加重要，他们完全明白自由放任政策的危险，决定抢先行动保护已有的利益。臭名昭著的蒙古土匪头目——比如与满族复兴党结盟的巴布扎布，据说他得到日本军方的资助——都把郑家屯作为他们的目标之一，此问题在1916年初引起强力的奉天省长张作霖的关注，为了应对危险，他迅速在该地区周围拉起军事警戒线，从第二十八军团抽调人马，在郑家屯建立起较大的基地。在人们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城镇之前的几个月里就发生过一些断续的战斗，这给郑家屯增添了兵营的味道；日本人借口根据“朴茨茅斯和平条约”，他们单独拥有南满铁路地带的权利，夏天开始在那里分散部署小分队展开军事演习，进行野外训练，很明显危险的事态可能会出现——特别是一支日本步兵部队在城镇中心扎营以后。
8月13日，郑家屯的一个日本平民——那里有个小型的日本商贸社区——跟一个卖鱼的中国男孩谈价钱。出价被男孩子拒绝后，日本人抓住他开始殴打。28师的一名中国士兵经过此地，上前干预；于是混战开始，其他中国士兵也加入其中，结果日本人惨败。中国人离去后，这人赶到最近的日本哨所，报告说他无缘无故遭到中国士兵的暴打。一名日本宪兵陪同该男子进行了初步调查；回到日本军营后，报告说他找不到负责人员，试图查明起因的努力遭到抵制，必须有人帮助。日本指挥官——一名上尉——指派一名中尉带领二十名士兵前往中国军营，以寻求中国指挥官的妥善处理——必要时使用武力。故事由此开始。
这支队伍前往中国打人者所在部队的总部，中国部队驻扎在一家典当行中，日本士兵试图强行穿过一名站岗哨兵的阻拦进入内院。双方争论了很久，后来刺刀相见；最后看到中国士兵坚决不让路，中尉下令将他砍倒。对这些重要事实基本上没有疑问——也就是说，战争场面源于一支日本武装小分队有预谋地攻击一名守卫指挥部的中国哨兵。
接下来是一幅可怕的场景。分散在各处的中国士兵——其中一些人有武器，一些人没有武器——在这危急关头聚拢起来，立刻开始了近距离对射。打出最初几枪的看起来是——尽管这一点从未能证实——一名中国军队的马夫，他和几匹马站在不远处的马厩门口，据说他给日本人造成的伤亡最大。无论如何，七名日本士兵被直接击毙，五人受致命伤，四人伤势严重，中国士兵四人身亡，另有一些伤员。突如其来的逆转之后，日本小分队的剩余士兵与负伤的指挥官拼力撤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地，整支驻军躲在那里封锁住四周，持续几个小时向道路上的移动物体开火，尽管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试图进攻他们。
这场激烈交火的枪声，以及有许多日本人被杀的传闻，让恐慌蔓延整个城镇，很多人四散逃生，担心可怕的报复。地方官员最后大致恢复了秩序；天黑以后亲自与镇上的部分知名人士一起去到日本军营，表达歉意并安排移除日本人的尸体，这些尸体仍然保持他们倒下时的样子，按照中国习俗应该体面地处置，尽管是实施过武装入侵的重要的、不可辩驳的证据。日本指挥官没有在此过程中配合这些和解努力，而是非法扣留了地方官员并将他关起来，指挥官被迫采取此项行动，因为他的部下都担心中国军队会在夜间发动大规模攻击，进而摧毁整个指挥部。不过没有发生任何事情，14日的某个时候，地方官叫来自己的儿子代替他作为人质，于是被释放。16日，地方官成功安排所有的中国军队撤离到镇外五英里，以防止更多的冲突。15日，日本的骑兵和步兵开始从南满铁路沿线（他们单独拥有该地带的条约权利）大量抵达，郑家屯镇被他们专横地置于围困状态。
下面是包括在整个事件中的材料；除了记述的事实以外，没有任何其它资料可以直白地展示这个强权针对弱者的行为方式。
与此同时，这些事情在东京造成了紧张的影响。根据广为人知的日本警务原理——首先卷入事件者是原告，被告是过错方，不考虑证据是什么——所有的报纸都登出了相同的报导，“凶猛的中国士兵”有预谋地攻击了一支日本小分队，努力让公众相信，若干个征召入伍的同胞被蓄意残忍地杀掉。直到事件发生后一个多星期，东京外交部才发布了一份官方报告，以下是其中随处可见的失实报道，被当作日本的理由：
“当27岁的清起智∙吉本——郑家屯的一名日本药剂师的雇员——在13日某时经过中国军队的总部时，一名中国士兵拦住他，说过些日本人听不懂的话之后，突然击打他的头部。吉本被激怒了，但很快被许多中国士兵和民众包围，百般羞辱他。由于中国人的无法无天，这名日本人全身七八处受伤，但他设法脱身，去到一个日本警察岗亭，在那里寻求帮助。收到这条消息后，一个名叫强濑的警察匆忙赶去现场，但当他到达时，所有的肇事者都逃走了。于是他去到中国人的总部投诉，但是哨兵拦住他，并且用手枪指着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求助于日本守备队总部，伊诺上尉指派松尾中尉带领二十名士兵陪同警察去到中国总部。当队伍接近中国总部时，中国军队开始射击，警察和其他几人被射杀或击伤。尽管日本军队已经撤退，但中国军队并没有停止射击，而是包围日本驻军，发动了几次猛烈的攻击。战斗停止后不久，中国官员造访了日本军营，表示希望和平地解决此事件。日本驻军本来打算决战到底，但他们的人数远少于对方，担心日本居民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停止了战斗。检查在营地外遭到袭击的七名日本士兵的尸体时，发现他们全都被中国军队残杀，尸体上带有暴力痕迹。”
无需再审视事件的是非曲直，我们就可以问那些熟悉近段历史的人，中国士兵是否有可能明知这种行为会带来的痛苦和惩罚，还故意攻击一名军官带队的二十名武装日本士兵，就像日本官方报道的那样？我们相信，所有的公正法庭去现场调查此事后，都能够指出真正的侵犯者，揭开这起惊人事件的链条。为了理解发生在1916年8月13日的事情，有必要转离开郑家屯，看背后隐藏着什么。
日本军方——它绝不代表日本国民或日本政府，尽管它对两者都有强大的影响力——的固定观念是，如果要保持东亚的力量平衡，那么必须将南满洲和内蒙古变成一片牢固把持在手且筑有防御工事的日本飞地。根据这一想法，日本外交几个月前就集中力量从俄国赢得——如果不是强夺——松花江以南具有重要战略性的铁路沿线地带，因为（应该仔细留意这一点）把松花江作为俄国和日本满洲领地之间无可争议的分界线，日本的吃水浅的炮艇驶入那条水道并进入诺尼江{即:嫩江}，日本就很容易构筑起“大陆四边形”，其中包括朝鲜、南满洲、内蒙古，最西面的关口将是一套新的内蒙古铁路系统，以洮南府为中心，止于热河，日本已经取得建筑权。[附注：俄国外交官现在否认日本关于转让松花江以南的铁路的提议得到过正式同意。] 取得这片飞地外围的治安权以及完全排除中国驻军，是日本军方长期推进的初步目标；早在人们听说过郑家屯以前，侦察分队就已经被派遣去探查地形，与蒙古帮派建立行动联盟，以骚扰和赶走所有的中国官方人员。在这片广阔而鲜为人知的区域中，日本分队已经悄悄地进驻了六处，发生在郑家屯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其它驻地；中国外交人士在1916年8月可能深感意外，政治学者应该是早就预料到此类事件。虽然日本应该是中国自由权的真正捍卫者，但事实是在中国事务中，日本外交长期被东京军方把持而无所作为，除了允许它暴力地撕掉些中国的独立性。
行文至此我们才触及到问题的关键。当今少有人意识到的一项独特性在于，日本是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国家，除了1894-95年中国战争以来陆军和海军首领的举动以外，没有采取行动的传统。从国际视角观察世界只有短短的二十年，日本的文官政府还没能够建立起合适的规则；因为没有那样的传统规则，所以这个东方岛国没有真正的外交政策，只是被动应对各种人为的危机，经常从事些小规模的冒险，让自己站进欧洲盟国设定为打击对手的那个行列。出于这个原因，中国人一直被他们视为劈柴挑水干苦活的人，是些偶尔在日间新闻栏目中受宠的希洛奴隶，生来就该被铐住、被征服。奉天省长张作霖与本书作者概括地谈论过郑家屯事件。他敲着桌子大声说：“我们终究不是木头作成的，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必须保护自己的人民。我说过十几次‘如果他们敢，叫他们公开来占领满洲，不要搞些幼稚的阴谋’。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他们不确定能吞下我们——完全不确定。你明白吗？我们是虚弱，我们是愚蠢，我们是分裂，但我们有无数的人，如果他们长此以往，到最后中国将撑破日本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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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慷慨激昂的话语虽然很好，但是涉及到议会的严肃工作时，很遗憾中国人没有适当地运用手中的各种资源，尽管部分外国朋友呼吁他们那样做。因此对于这个特定案例，中国没有立刻委派些外国顾问——这些外国顾问年复一年地空坐在北平，其中有能干的法学家——赶往郑家屯，而是几乎没有反应。现场没有起草合适的报告；没有收集宣誓声明，也没有将证人带到北平；所以当日本提出赔偿要求时，中国无从应对，除了完全不管用的辩解。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被迫同意放弃讨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直接基于日本提出的各种要求进行谈判，这些要求如下：——
- 惩罚第28师的军官。
- 开除须对此事件负责的郑家屯当地官员，严厉惩罚直接参与混战的人员。
- 发布公告，命令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所有中国士兵和平民克制，行为上避免破坏与日本士兵或平民之间的和平。
- 中国同意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派驻警察，必须有他们在那里才能保护当地的日本人。中国还同意南满洲官方须聘请日本警察顾问。
此外：——
- 驻扎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中国军队聘请一定数量的日本军官担任顾问。
- 中国军事学校聘请一定数量的日本军官担任教员。
- 奉天的军事总督亲自前往亚瑟港{即:旅顺}，就此事件向关东的日本军事总督道歉，并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道歉。
- 中国须向日本受伤者和死者家属支付足够的赔偿金。
即使是水平最差的新手也可以立刻看出，日本不是在尽力关心被杀的士兵，而是一心想利用这次机会，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获得某些新的权利和特权——特别是扩展其治安警务权和军事监督权。无论如何，中国尽管已经认同了错误的程序，但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坚韧，谈判持续了近半年，到1917年1月底，日本的赔偿问题被削减到很小的份额。为准确起见，两国政府同意交换公文，包含以下五项条款：
- 第28师的军官将受到训斥。
- 负责人员将依法受到惩处。如果法律规定有严厉的惩罚，将执行该种惩罚。
- 向混合居住地区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发布公告，要求给予日本士兵和平民周到体贴的待遇。
- 奉天军事总督将派代表前去亚瑟港表达歉意，当关东军事总督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都在那里的时候。
- 付给日本商人吉本$500（五百美元）的抚慰金。
虽然这起事件名义上就此了结，友好关系得以恢复，但是最重要的——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治安警务权利，原封不动地保留从前的样子，中国最激烈的抗议也没有丝毫削减日本的狂妄自负。过去几年里，日本在这些地区设立了些警察局和警察亭，无视地方当局的存在，虽然中国在这些谈判中表达了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它们的存在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持续摩擦的主要缘由，但是日本拒绝后退，坚称这种作法没有构成治外法权的延伸，必须永久地接受日本警察分布在日本领事机构认为必要的地点。列强在世界大战后必然会开会修改他们的中国协定，这是他们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日本在满洲里的地位跟英国在扬子江流域的地位没有什么不同，适用于其中之一者也应当适用于另外一方。分布在中国各地的越来越多的新式警察构成了令人钦佩的力量，在履行几乎所有职责时的表现都优于日本警察。怪异之处在于，当中国政府在尽其所能地有效维护和平之时，日本及其它列强却以此等应受谴责的方式行事。
第二起案例是法国官员的奇怪而愚蠢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认同，成为德国1916年底在中国作宣传的强有力的武器。老西开争端牵涉的是天津一片333英亩的空地，现在已经与郑家屯事件不相上下，在众多的麻烦案例中居于首位，许多中国人表示欧洲-中国关系就是由这些麻烦案例拼凑而成。老西开事件的实情也非常简单、无可争议。1902年，天津的法国领事机构提出要求扩大其租界，理由是越来越拥挤。中国当局虽然不想答应此要求，并且长时间没有理睬，但最后被说服开始断续地谈判；在14年的间隔期间，经过各种修改、删减、重新表述的程序以后，1916年10月这个问题被确定下来，达成了管理这片新区域的实质性协议，北平政府准备实施这份协议，前提是在一项合理的条件满足以后，即先处理好当地人的反对，他们真是反对再划让领土，因为自己土地上的警务控制权问题让中国人群情激奋。争议的实质或核心在于：作为土地主人的中国人民，在此事件中特指天津人民，是否接受这样的决定——成立一个由中国人作一把手的法中联合政府。
协议草案的条款由法国公使告知天津领事馆，其中的安排不合总领事的心意，此时天津总领事正要调任上海，他打算在离开前处理好这件事情，让其同胞满意。关于这一事实也完全没有争议：即一名领事官员——其职责主要是根据条约执行法规、维护侨民间的秩序——冀望在将其职位交给继任者之前，通过占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了结一桩恼人的麻烦案例。正是出于这种想法，这位总领事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勉强征得法国公使的同意后，交给中国地方当局。限令他们二十四小时内撤走这片令人垂涎的土地上的全部警察，理由是蓄意拖延正式议定书的签署，由此关闭了进一步谈判的大门；限令时间段结束后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于是一支法国武装分队公然侵入中国的领土；九名身穿制服正在执勤的中国警员被强行带走关押在法国军营，法国哨兵被派驻到争议的分界线上。
这一失当举措的后果是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以及华北各地开始抵制法国——这时候法国正处在战争中，并且在其中展现出鼓舞人心的高尚行动。大约2,000名天津的警察、公务员、和雇员迅速离开了法租界；民间工会成立起来，持续表达不满；虽然被逮捕的警察最后被释放，各盟国善意地干预其中，但是事件未能平息，在写作本书时仍然维持在一年前的状态。 [附注：最近（1917年4月）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法国外交使团在中国行事的又一个例子，法国抗议让美国工程师使用美国资本在广西省建设铁路——法国声称单独拥有在广西的权利，称该权利源自于中国外交部长于1914年写给法国公使的一封信，那封信是为解决当年的边境争端。信的内容如下：
“因安南{即:越南}和广西边境的骚乱而引发的争端已经过双方组建的联合委员会审查，决定将所有的解决事项按照阁下的要求办理。
“为了展示两国之间特别友好的关系，共和国政府向阁下保证，如果将来在广西省建设铁路或矿山而需要外国资本，将首先向法国借贷必需的资金。在那种情况下，广西总督将直接与法国企业集团商谈，并向中央政府报告。” 现在美国再次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问题，并且不再容忍各国列强原来的破坏性的、占着位置不做事的政策。美国现在很乐意在远东地区开创一个新时代，就像在美国远西地区一样，停止剥削。]
这里你可以窥见到，中国人对于外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作何感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蓄意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充当治安官员的各国领事过去经常这样做，在其它地方简直难以置信；然而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已经被接受成为所谓的中国“策略”的一部分，因为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五十年里，虚弱无力的满族政府一直委屈求全。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止，如果我们想拥有幸福的未来。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满足于温和的反击，没有爆发出愤怒；那些受抵制的丑陋的沉睡者应该每晚庆幸他们生活在一片理性至上的土地。想一想如果人民不是十足的理性，中国可能会发生什么！在这整片土地上，外国人只构成些小型的社区，只是四亿人的汪洋大海中的几滴海水，但是生活绝对安全，尽管完全处在周边成群的邻居的包围中。所有这些外国人——或几乎所有的这些外国人——都是为了获利来到中国；他们的生计依赖于跟中国人合作；一旦这种合作中止，他们就可能无以为继，即使住在豪宅里。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合理地推测，某种程度上会激发起他们的得体态度，努力践行互相让步的行为原则；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互相让步的作法已经比过去更多。只有当郑家屯和老西开等事件发生时，温和的中国人才采取行动。即便如此，他们不是攻击破坏外国人的无防御的小社区——欧洲的暴徒就会那样做，而是仅限于抵制违规者，希望籍此表达的不满最终能够让全世界认识到，他们决心争取合理的待遇。中国这个民族有时候可能让人恼火，因为他们做某些事情缓慢拖沓——虽然他们做生意时跟动作最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样快——但那不是借口可以让那些自封的上等人就此鄙视他们。中国人自己首先承认，他们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国家和政府的现代化；同时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建立起共和国并且表明了自己是西方世界的信徒，那么他们有理由期待，在战争结束后，应该得到欧洲最弱小之国将会得到的同等待遇和尊重。
16-1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
中国人对于这场世界大战的态度、以及中国政府与交战双方之间的确切关系，已经被完全地误解。前文详尽叙述了这个阵痛中的共和国，对于那些已经理解其含义的人来讲，这种说法不会让他们感觉意外；因为中国在世界性的政治事务中完全没有条件做任何事情，除了扮演一个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角色。
当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仍处于国内困境的剧痛中，中央财政身无分文；袁世凯突然面对空前绝后的国际局势，虽然的确跟德国公使进行过谈判，要求取消胶州
无论如何，中国人并不是对事态的发展趋势视而不见。在青岛沦陷以及接下来与日本发生纠纷——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混沌局势的复杂性——以后，某些想法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中国有影响力的阶层或许朦胧地希望德国以某种方式在欧洲重新强大起来，从而能够惩罚那个二十年来带给他们无尽悲痛的国家；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才萌发出对德国的所谓赞同。还必须注意到的是，战争头两年期间德国在中国的大规模宣传，再加上在俄国和其它地方取得的胜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说他们被军国主义强权的壮举所吸引，而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展示的军事力量不仅迟早会促使日本放松对中国的钳制，而且会迫使各国列强重新思考战前在中国的政策，从而放弃将中国置于金融掌控之下的意图。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14年至1916年的大多数时候，德国在东亚代表着被压迫者的心声——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其中的寓意不会让各国外交部疏于注意。另外不能忘记的原因是，中国的现代军队，如同日本的军队一样，主要是由德国训练，装备德国武器，对条顿主义有天然的偏爱；因为军队——正如我们已讲过的那样——在这个共和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舆论的是军方通过其授权机构宣布的内容。
尽管如此，拥有如此大量的人力和原材料资源的一个大国，在一场波及全球的战火中永远保持沉寂是不可能的，这期间有太多生命需要挽救。慢慢地，必须得采取行动的观点在中国变得普遍；颁布法令保持中立状态不会有任何结果，除了可能被推进地狱。
早在1915年11月，袁世凯及其心腹就真切的认识到，与伦敦公约签署方正式结盟有益于国内局势，这种念头来自于几次将重要的武器弹药从中国运出去。在北平暗地里谈论这些事情也引起了不小的兴奋，不过这个问题只是非常笼统地触及。北平政府设想的主要条款是立即向中国提供两百万英镑的贷款，以换取她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参战。但是当提案传到东京时，日本立刻看出其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外国间接支持袁世凯称帝；因此向整套方案泼冷水。支持这项提案除了会帮助袁世凯登基，还会严重打击日本的大陆野心，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项策略从开始就注定行不通。
1916年夏天袁世凯过世，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政府又开始动用强大的影响力来踩灭德国崇拜，努力让控制国家命运的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明白，他们的利益只可能系于协约国，同时开始派遣中国劳工支援战争，渴望把整件事情的基础筑牢。然而，面对德国重新展开的淹没这个国家的宣传，中国政府取得的实际收效甚微。德国借助用英文和中文印制的战争地图、以及详尽的每日电讯服务，采取所有可能的办法向中国家庭反复宣讲其所向无敌，德国在中国的地位不仅远未被削弱，实际上在罗马尼亚被侵占期间还得到了加强。任何人主张与协约国结盟都只有一种结局，不仅会遭到德国人的猛烈攻击，还会受到日本人的攻击——日本的政治利益与其敌国的利益存在几分可笑的认同，是值得永久记录的独特现象。
直到1916年12月19日威尔逊总统提出和平倡议，隐约的改变才到来。这份文件正式传达给中国政府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原有的希望又重新燃起，中国有可能进入最终的和平大会，这次大会将废除德国在胶州和整个山东省的利益——这个问题之所以吸引中国人的浓厚兴趣，不仅是因为在日本人手里所经历的严苛对待，而且因为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确立的先例必须被彻底粉碎，中国不放弃自己是个国际性的主权国家的主张。当时日本只是直接与俄国就影响满洲的所有问题进行了谈判，签署和约后向北平派遣了全权代表，逼迫中国在未经讨论的情况下遵守所有的条款。显然，籍由1915年——当时世界大战爆发几近半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强迫中国同意所有的山东问题，日本已经逆转了朴茨茅斯条约的程序，让这些问题处于永久的危险中；尽管如此，中国人只是希望当全世界知悉实情后，这种外交方式不会得到认可，山东问题可以重新商谈。
接下来中国外交部煞费苦心地起草了回复威尔逊文件的稿件，力争不言自明。原稿的授权翻译件于1月8日递交给美国公使馆，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内容如下：——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仔细研读了威尔逊总统向当前交战的协约国和轴心国政府发出的和平照会，以及阁下遵照贵国政府指示转交给我的照会文本。
“中国这个传统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最近再次表示，希望各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缔结条约，从而回应海牙和平会议的倡议。
“另一方面，目前仍在持续的战争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可能比其它保持中立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中国目前正处于重组时期，需要在经济上和产业上跟外国合作，但许多国家由于处在战争中，因而无法开展合作。
“中国赞同这份总统文件的精神，着眼尽快结束敌对状态，中国的行动不仅符合自身利益，而且是出于深切的祝愿。
“鉴于现代战争可能达到的规模及造成的后果，其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交战国。所有国家都希望看到战争尽可能少发生。因此中国获悉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人民的观点后备感欣慰，美国宣布已经准备好、并且渴望在战争结束后展开合作，采取所有适当的手段确保国家平等的原则得到尊重，无论他们的国力如何，让他们免受邪恶和暴力的祸害。中国愿意与各方共同努力以实现那样的成果，那样的成果只有通过所有人都伸出援手才能实现。”
德国的冷酷无情的潜艇战让各方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开始表示，在这场间接危及其利益的世界性冲突中，她不可能保持消极被动。美国直接跟北平政府就可能的和平问题作沟通，相当于直接表示她十分关心中国的未来，决定尽可能地予以帮助。所有这一切都严格符合美国在中国的传统政策，这一政策虽然过于理想化而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相应的战舰和刺刀太少而未被重视，但六十年来仍然为弱者挡风遮雨。充分的准备已经作好，1917年2月9日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一幕，令全世界感到惊讶。
在那个月的4日，美国正式就德国的潜艇战威胁到中立国航运的问题与中国交流，邀请她跟美国一道中断与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收到驻柏林的外交使节发来的电报，传达德国政府的一份声明，指出在指定区域航行的所有商船都将面临危险的攻击。这两份交流文件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政府，在北平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意见。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的政府受邀采取行动，可以明确宣示其不可能退避的外交政策。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四天，引发了最强烈的不安；不过到2月8日，黎元洪总统已经下定决心——最后的问题只是让军方“转变”观念，最终必须采取决定性的一步，永远与德国分割开。众所周知，被匆忙召来北平的才华横溢的学者梁启超，在几个小时的讨论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完成了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他立刻意识到这一阳刚之举将会带来的好处，建议立即行动，言辞令人信服，军方领导人亦认可。于是在2月9日，德国公使被召来中国外交部，向他宣读了以下照会，随后电传到柏林。
阁下：
中国驻德国公使已通过电报转达德国政府于1917年2月1日发出的声明，指出德国政府最近采取的封锁措施将从即日起危及在某些指定区域航行的中立国商船。
德国新近发起的潜艇战对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危害，比先前已经给中国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的作法更加严重，违反了现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容忍此作法将导致国际法原则被滥用，与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的合法商业往来不相容。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向德意志帝国政府强烈抗议，反对2月1日宣布的措施，并真诚地希望，为尊重中立国权利、维护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起见，不施行上述措施。
如果与期望相反，抗议未能收到成效，中华民国政府将非常遗憾地被迫切断两国间目前存在的外交关系。毋需再作补充，中国政府的态度完全出自于推动世界和平事业、维护国际法尊严的愿望。
我借此机会再次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与此同时，中国将以下答复提交给北平的美国公使，就此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阁下于1917年2月4日发送的照会，告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就德国政府于2月1日采纳新的潜艇战政策，已经决定有必要针对德国采取行动。
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一样，中国政府不愿意相信德国政府会施行那些作法，那些作法危害中立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危害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和交战国之间的合法贸易往来，如果被允许而没有反对，那么会将新的变数引入国际公法。
中国政府本着阁下在照会中提出的原则，坚定地与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已经向德国政府强烈抗议，反对新近的封锁举措。中国政府还提议，为维护国际法准则，将来有必要采取行动。
我借此机会再次向美利坚合众国特派全权公使保罗∙芮恩施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6-2
当这些事情变得广为人知以后，可以感觉到明显的骚动。作出了哪些努力来克服军方的不可忽视的反对，现在不需要写下来，军方反对任何背离消极中立的政策；可以不折不扣地讲，这次作出的决定是年轻的知识箐英相对于年长的官僚取得的胜利，那些官僚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懦弱外交传统迄今为止已经让这个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终于首创了一条明确而意义深远的外交政策。通过迅速而坚定地回应美国的邀请，同仇敌忾地反对德国的海盗式潜艇战，毫无疑问中国为自己在世界上赢得了一个新的位置。在欧洲和美国，这一举动唤起了可以理解的兴致热情，让人们相信这个共和国终究要代表重要而确实的意义。直到1917年2月9日以前，中国所做的并不是真正地保持中立，因为她不能够保护自己的领土，在1914年被沦为公有的战场：她真正做的一直是守护和维系自己业已习惯的无能为力。可以基本上准确地讲——这一事实少有西方人意识到——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来自欧洲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没有区别，俄国人或德国人、英国人或奥地利人、法国人或希腊人都相差无几，一个世纪的贸易往来已经让很多人明白，跟某些国家打交道有收益而另一些则没有。例如，众所周知，英国代表着一个海洋帝国；海洋是一条广阔的通路；英国拥有最多的的商船和军舰；在其它因素相当的情况下，必然主要是英国而不是别的欧洲国家会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但是英国与日本的结盟极大地削弱了原先存在的信任；再加上德国——尽管被完全从海上孤立和禁锢——绝妙的战争机器令其保持得完好无损，在许多方面朝着可怕的结果推进，于是不作为似乎变成中国最好的策略。虽然中国人对当前的战争没有形成鲜明的正确和错误概念，但他们无疑已经意识到，当有机会介入其中之时，绝对不能停留在国际友好团体之外。
这些突然间发生的事情逐渐让公众明白过来，慢慢地激发起人们的兴致。自从与各国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来，中国的外交行动首次掠过北平的城墙，将世界政治涵盖其中。儒家的国家观念仅限于一片区域，自成体系，自给自足，锁定于过去，不在乎将来，该观念迄今仍被奉为至尊，外交事务是迫于不情愿的接触相遇——在帝国竞技的各处海港或高亚洲的荒原。看到中国人——在他们的共和国成立五年后——准备以西方的方式真正地、忠实地接受与其支配权相对应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是重要而美好的发现。有些人认为，促成此项政策的一大动因，无非是想通过这种精明的举动获得重大的利益：他们的意思是，影响中国作出此项决定的重要因素是，废除掉德国条约将立即中止向德国支付义和团赔款，每个月可以为枯竭的中央财政注入近两百万墨西哥元的盈余。听起来可能出乎意外，在这个财政压力极大的国家，北平政府在认可行动时间已经到来的时候，财政因素完全不在考量范围中；同时对于那个国家——远离东方、于民众无关紧要——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敌意。深层的、潜在的、决定性的影响不过是便利得当的时机——在所有的政治原因中最微妙、最难定义。就如同英国宣战是因为德国入侵比利时，令其反对德国政策的所有模糊理由变得清晰尖锐；就如同美国断绝同德国的关系是因为德国在海战中反复背弃承诺，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中国也选择了正确的时机来宣布其独立原则，决定加入到惩罚德国的国际队列中——其自身的独立最终也依赖于这支国际队伍。归根结底，中国2月9日对德国政府的声明是针对所有阴险企图的明确无误的答复，战争开始以来德国的这些阴险作为越过了欧洲公共法；中国将来的行动完全据此来确定。掌握中国命运的领导者从决定发言的时刻起就为交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但他们不得不对表达交战处心积虑，因为他们的国际处境多年来就是一招失误则满盘皆输。
让我们说清楚这个要点。虽然中国从最开始就准备与友好国家合作采取战争举措——这些措施最终将提升她的国际地位，但她并不打算把这些事情的主动权交给外国人。例如有种论调是，调动中国的资源只能由特别指定的外国人才能有效地处理好，此论调一直让中国感到厌恶，因为她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尽管日本很少或没有参与战争——事实上她把自己归类为半参战国，东京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出现在中国的任何机会谋取私利；日本坚称她在那里最能够确保中国的有效合作，试图借此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旁观者都清楚，自从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以来，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国家几乎完全可以号令中国，已经成为所有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是东方世界的调解人。在中国2月9日发出声明的前几天，不慎出现在日本报刊上的部分陈述，揭示了日本对于中国站队协约国的真实看法。例如下面这些带有官方印记的叙述，事后读来非常奇怪：
……“北平的新闻快讯说，英国和法国已经开始从侧面劝说中国加入反德国联盟。中国政府的意图尚未得知。不过如果条件有利，中国可能会同意，从而获得在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上的发言权。如果协约国给予中国可靠的保证，恐怕中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日本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方针还没有获悉。不过日本政府似乎并不反对执行巴黎经济会议的决议，只要涉及的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因为日本希望彻底根除德国在东方商业和金融中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欧洲各协约国试图劝说中国加入他们的阵营，日本可能会反对，理由是那样将会在中国造成更多的骚乱，并扰乱东方的整体和平。”
本书作者丝毫不怀疑——他已经研究这段历史二十年——表述日本人的目的和意图的这种阐释非常准确；后来东京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是在日本外务大臣与协约国大使会晤后，情势压力催生的政策新取向。日本当然希望德国在远东的影响力被连根拔除，如果她能够取代德国的位置；但是如果她不能够完全绝对地占据那个位置，那么她极可能更倾向于保留德国的影响，因为那样可以平衡其它欧洲大国和美国的力量——正如日置益先生1915年1月18日与已故总统袁世凯会晤时平静地讲，外国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困扰着日本人民，是远东地区达成持久共识的最大绊脚石。
因此中国人对于东京发出的任何邀请会心存怀疑从各方面都说得过去，如果这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合理合法地、深切地关注其独立性；因为诸多事件已经最大程度地证明，把德国驱逐出山东没有令其1898年从中国强行获取的利益物归原主，而只是让日本继承了那些利益，让日本完全抹去了1914年对世界的最初承诺——把先前从中国攫取的利益归还给中国。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日本不仅在谈判「二十一条」时强迫中国移交德国在山东省的1,200万英镑的改建设施，而且现任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最近宣布，日本将要求中国在青岛划出大片定居点或租界，这些举动令其宣称的归还租借领地——日本在和平会议上承诺会归还其从德国手中强夺来的——变得彻底空幻；定居点方案正在被采纳，因为租借亚瑟港{即:旅顺}十二年让日本认为，设立军事驻军和行政办公室的领土“租借”是昂贵过时的手法，设立大量定居点的方式更容易推进渗透——警察岗亭和警察人员在定居点上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巧立名目割下几片领土，那样无异于是在宣扬自己的破坏性目的。
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让我们偏离了正在讨论的特定主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日本的动作就像地平线上黑压压的雷暴云一样，其威胁性迫使中国坦诚地合作，即使对德国采取战争措施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变得极其困难。仅是有传言说中国可能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就足以让大群在北平的日本非官方性质的密探向各个方向乱窜，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中国真打算做点事情，应该避免派部队去俄国，因为在那里会“迷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日本人自己在1915年拒绝了协约国提出的派兵去欧洲的建议。另外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像在其它国家一样，外交事务在中国为影响推动内部局势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清楚地讲过，军方虽然最初反对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后来发现强硬的外交政策将极大地提升其声誉，使其能够影响重要的1918年议会选举，那届议会将代表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下一任总统。如同在世界各国发生的此类非同寻常之事，整个二月都在政党对手的竞争比划中被消耗掉，副总统冯国璋匆忙从南京赶来北平参加这场精心设计的比赛，许多参赛者不过是为了从中获利才参与其中。
3月4日事情发展到极点，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在内阁会议上就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该遵循的程序公开决裂。虽然已经过了近一个月，但仍然没有收到柏林的答复；提出的各项行动计划也没有正式决定下来。日本持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作出明确的安排，民众的焦虑由此日渐严重。对于将要发送给日本政府的某些电报——总统未获知这些电报，黎元洪总统的立场坚定；结果是总理觉得深受冒犯，突然离开会议厅，递交了辞呈后离开京城——可能引发国家危机的举动。
幸好中国有一位冷静、心平气和的政治家黎元洪总统。面对主政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他希望无论如何要确保采取的所有步骤都经过议会同意，而不是冒险将没有经过公开辩论的政策付诸实施。他顽强地坚守住这一点；经过几番商谈后，总理被劝说返回京城重新执政，达成的共识是，在没有获得民众支持之前，不作任何最终决定。
3月10日，该问题被交由议会作决定。下议院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以330票对87票支持政府的作法；第二天，参议院以158票对37票通过了这项决定。特殊得无法人为设计的巧合是，期待已久的德国方面的回复于3月10日这天上午送达，德国特工在议员中大量散发该文件的副本，力图最后一次影响他们的决定。德国回复的真实案文如下，读者可以看到其措辞如何明了：
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
阁下：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本月10日送达我处——谨在此就中国对德国最新封锁政策的抗议向你转达如下答复：——
“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政府在其抗议声明中提到的威胁行动表示非常惊讶。其它很多国家也提出了抗议，但与德国关系友好的中国是唯一在其抗议中加入了威胁的国家。令人倍感惊讶的事实是，由于中国在禁航海域没有航运利益，因此她不会受到禁令影响。
“中华民国政府提到目前的战争手法导致了中国公民的生命损失。德意志政府想要指出，中华民国政府从未与帝国政府就此类事件进行过沟通，之前也没有在此方面提出过抗议。根据帝国政府收到的报告，中国公民实际遭受的伤亡发生于他们在火线上挖掘战壕和从事其它战争服务。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在所有参战方都会面临的危险中。德国已经多次抗议为战争目的雇佣中国公民，此事实清楚地表明帝国政府格外珍视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考虑到这些友好关系，帝国政府在对待这件事情上愿意把那些威胁之语当作从来没有说过。帝国政府通情达理地期望中华民国政府修改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德国的敌人首先宣布对德国实施封锁，并且一直在坚持执行。因此德国很难取消自己的封锁政策。尽管如此，帝国政府仍然乐意满足中华民国政府的意愿，开展谈判以达成一项保护中国人生命财产的安排，着眼于实现该目的，最大限度地考虑中国的航运权。促使帝国政府采取这种和解政策的原因是，一旦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被切断，中国不仅会失去一个真正的好朋友，而且还会陷入无法想象的困境。”
在向阁下转达我国政府的上述指令时，我还要指出——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我有权开始谈判保护中国航运权的事宜。
我很荣幸能够……
德国公使签名，1917年3月10日
在议会的支持下，北平政府只需要采取切断外交关系这项关键的行动步骤。某些细节仍有待解决，不过处理得很迅速。接下来没有再作更多的交涉，3月14日中午向德国公使递交了离境护照，以及出自中国外交部的如下函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2月9日发出照会到3月10日收到德国回复的这段时间里，法国邮轮亚多士号在地中海遭到鱼雷攻击，五百名前往法国的中国劳工溺亡。
阁下：——
针对德国的新潜艇政策，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维护国际法尊严的愿望，于2月9日向阁下提交了抗议，并宣布如果与其预期相反，抗议没有收到效果，那么将被迫切断两国间目前存在的外交关系。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共和国政府的抗议没有引起注意，德国的潜艇活动导致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生命。3月10日收到了阁下的答复。虽然德意志帝国政府愿意开展谈判以达成保护中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排，但表示很难取消其封锁政策。由于与抗议目的不相符合，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深为遗憾，认为其抗议没有收到效果。共和国政府不得不切断与德意志帝国政府现有的外交关系。谨随函附上阁下的离境护照，德国公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随行人员的离境护照，以在离开中国领土时受到保护。至于德国在中国的其他领事官员，外交部已经指令不同的外交事务专员向他们发放类似的离境护照。
我借此机会再次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917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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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riginal is available at / 英文原版可见：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